作曲家張定和素描

文:許文霞(2003/10/31)


張定和先生是中國歌舞劇院的著名作曲家,一位從上個世紀走來,幽默風趣,思維敏銳的睿智老人,今年已有87歲高齡了。先生出身望族,幼承庭訓,世家富庶,連名字都取得有點來歷,隸屬『和』字輩。關於這個『和』字,張家先人的期盼是:〝和以致福,善可鍾祥〞。興許先天名字取得好,再加後天陶冶養性,塑就先生溫文爾雅,君子謙謙。先生同胞手足十位,個個操琴持曲,才氣橫溢;比如先生的三姐張兆和,就是文學巨擘沈從文先生的夫人。隨之全球沈從文熱的持續升溫,海內外文學評論家對張兆和的迷人身世和文學才情,亦開始投注熱忱。而這些評論家尚未深探到:張兆和有一位弟弟張定和,是中國音樂奇才。張先生平樸、本份、淡泊、低調,多年來甘於寂寞的創作堅持,雖在當代音樂史典和教科書中籍籍無名,但作品不脛而走,口碑早在民間。

我與先生有幸結識,成為〝忘年之交〝,實緣於一段歷史考證.

一.《棠棣之花》的歷史亮點

數年前,在整理我父親許如輝(注)的書信時,發覺有這麼一段文字:〝我為郭沫若的話劇《屈原》,《棠棣之花》多次作曲.〝作曲且還多次,旋引起我的注意.父親還特別註明,他為《屈原》作曲,是承蒙導演應雲衛之約.《屈原》和《棠棣之花》均為40年代重慶時期,輝煌的抗戰話劇運動優秀劇目之一.為此,我粗略地查閱了戰時重慶的《中央日報》和《新華日報》,尚未發現許如輝作曲的廣告字樣.後來偶爾查到1946年1月13日的《中央日報》,看到中華劇藝社借座重慶青年宮劇場演出《棠棣之花》的大幅廣告:作劇郭沫若,導演應雲衛,舞台監督李天濟,作曲張曲敏明,伴奏大同樂會國樂教養院,這才顯出一些端倪,看出某些名堂.

《棠棣之花》的音樂是大同樂會國樂教養院伴奏的;大同樂會是許如輝與鄭玉蓀(中國國樂大師鄭覲文之子)延續上海大同樂會的精神和旗幟,聯手在重慶主持的國樂團體;而許如輝更是戰時難童國樂教養院的院長.那麼,作曲〝張曲明敏〝又是誰呢?一度,我還揣摩〝張曲明敏〝是否我父親的筆名.後來,在上海讀到著名電影演員張瑞芳女士的傳記,眼睛為之一亮.張瑞芳在《棠棣之花》裡飾演過春姑,導演凌鶴,作曲張定和,上海業餘影人劇團演出.看來,當年重慶,至少有中華劇藝社和上海業餘影人劇團演出過《棠棣之花》,兩個春姑,兩位導演.而郭沫若的《屈原》也有過兩位導演(應雲衛和陳鯉庭),兩位作曲(許如輝和劉雪廠)..,這錯綜複雜的劇目演出史,令人迷惘

去年盛夏,我適在北京,撥通了張定和先生家的電話,獲得先生肯定,《棠棣之花》是他作的曲.張先生還補充道:〝你爸爸為《棠棣之花》作曲,也完全有可能.〝¬

8月25日,是密集拜訪日程結束,離別京城的日子了,我打算好好地輕鬆一日,仔細瞧瞧即將迎迓奧運的古都今貌,順便則購買一些音樂電影碟片,傍晚啟程回滬.一位北京友人透風:到西單商場購買碟片,定有收穫.上午九時,我向京城的一些朋友電話辭別,包括張定和先生.不期通話後,先生又透露不少鮮為人知的史實,意義非同小可.我決計捨〝西單〝而去拜訪張老,並約好午飯後11:30分抵達.在電話中,張先生仔細制訂了我的行走路線,並叮囑我不要介意他的寓所附近是一片正待開工的廢墟之地.

匆匆在美術館招待所附近的飯莊點了一碗麵條果腹後,便上路了.

八月的北京,驕陽似火.我手捏地圖,七轉八彎,總算來到陶然亭畔中國歌劇舞劇院所在地,比預期抵達的時間遲延少許.眼前的景緻,斷牆頹垣,瓦礫遍地,果然是先生所言萬象更新前的雜亂,混沌和無序.歌劇院收發室小屋裡一位女士探出頭來,打量我片刻,認定我應該是她留意的訪客,便忙不迭地說:〝張先生已在大門口(彷彿大門已倒塌)守候多時了,剛進去.〝□正寒喧著,收發室隔壁的門洞裡,閃出一位著黑底配斑斕牡丹花圖案連衣裙的女士,春風滿面(張先生的親人,無論老嫗還是稚童,個個和藹可親)地迎來,自報家門,說是張先生的媳婦,負責引我進門.我琢磨她已閃進閃出多次了.

走進張家,拐過走廊,便是客廳.說是客廳,嚴格來說,張先生家的客廳,比起京城時下動輒標榜〝維多利亞〝派頭的豪宅,絕不算寬敞.整間屋子以花卉草木點綴,幽香滿室,幾淨窗明.以綠為主色調的氛圍中,搭配著幾件自然色彩的簡單木製傢俱,應了〝室雅何須大〝的古訓.沐浴著日光疏影的張先生,戴了一頂棒球帽,身著蔚藍色襯衣,款款而來,與我握手.初見先生,只見他膚色白皙,板朗精瘦;臉容清懼,目光炯明;舉手投足,利索幹練.耄耋之人必定龍腫老態的主觀臆想,瞬間消逝;先生氣定神閒的從容和儒者的敦厚相,更令我心中大呼:真是室雅主更雅也.我按下了快門,為綠蔭叢中的張先生,留下一幀影像.坐定後,先生擰開落地電扇,又不忘遞上一缽北京特製的酸梅湯,順勢拉打開了話匣.

先生甫開口,又出乎我的意外:〝我與你爸爸是認識的,40年代在重慶看演出和開會,時有碰面.有幾次,他來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看演出,他的模樣,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你爸爸是搞民樂的,大同樂會名聲是不錯的.〝 接著,先生又仔細盤問我父親後半生的方方面面,乃至何年何月何日因何病在何地故世的詳情.不得不說,開初的話題,於我是抑鬱而沉重的,但分明能感覺到先生的親和力.隨之而來的即興對談,彼此間的心理距離,愈來愈短.主題很快就移到轟動重慶的話劇《棠棣之花》上.先生記憶明朗,紋理清晰,以一口純正的京片子,娓娓道出那段重要的音樂史:

話劇《棠棣之花》是1941年冬天首演的.這部話劇音樂只有歌曲,沒有樂曲.總共是12支歌.作曲〝張曲明敏〝,是指兩個人,〝張曲〝是我,〝明敏〝就是李廣才.我寫了8首歌,李廣才寫了4首歌.我對外只說寫了7首,因為其中有兩首《去吧,兄弟呀》,一是全歌,一是全歌的片段.

當時全劇的伴奏樂器是很簡單的,只用兩支長笛和一把大提琴.有一場戲是失明流浪藝人的幼女演唱〝士為知己死〝的豫讓故事的唱段,失明老人撫著古琴伴奏.老人的扮演者其實不會彈琴,由大提琴在台側用撥奏為他配音.

周總理前後看了8次《棠棣之花》.前7次在40年代的重慶,第8次是1957年的北京.

你爸爸(指許如輝)為《棠棣之花》作曲可能性很大.

《棠棣之花》1941年冬首演後,我就離開了重慶,譜子沒有正式出版過.《棠棣之花》後來在重慶再次演出時,他們找不到我的曲譜,音樂一定會找人重新配寫.大同樂會用民樂伴奏的演出,我沒有看過.你爸爸找不到我的譜子,他一定是用了民樂寫了伴奏,重新配器,又寫過的.但配器者的名字,一般不列在廣告上.

其實配器也是一種創造,它的付出,不比作曲少.根據音樂理論家錢仁康先生的觀點,配器實際上也是創作.

《屈原》的情況也是一樣,雖然是劉雪厂作曲,很可能你爸爸(許如輝)配過器.但是,配器者的名字是不列在演出說明書上.也有可能有些演出場合,你爸爸用民樂譜過曲.

我快速地將張先生的口述記錄在案,實感慨不已:前仆後繼,有多少作曲家,包括張定和,李廣才,許如輝,劉雪廠參與了郭沫若的話劇《棠棣之花》,《屈原》的音樂創作?張定和先生的入微梳理,增添了我繼續尋找父親民樂版曲譜的決心.比起時下動輒幾百人的大樂隊,當年的伴奏器樂一度只有兩支長笛和一把提琴,又多麼簡陋?但又有誰會否認40年代《棠棣之花》,《屈原》等話劇音樂的歷史輝煌?  

順手,張先生從沙發邊上取出早已準備好的手稿複印件,說是送給我的.我連聲道謝細看,正是《話劇〝棠棣之花〝歌曲集》,內含12支歷史名曲,如《湘累》,《在昔有豫讓》,《儂本枝頭露》等,完全經由張先生一手工整的蠅頭小楷抄寫而成,精湛之致,任何人見了都會歎為觀止.先生無愧是上海美專畢業生,照此修練結果看來,他完全有功力在一粒米上大做文章,鐫刻歷史風捲畫的.在我手上的歌曲集內,又讀到先生更小一號字的註釋,縷析《棠棣之花》歷年演出的歌詞和情節變化,如〝樹改為花〝,〝俠義改為義俠〝,〝溶改為融〝,〝1941年在重慶演出時是讓春姑死去的,1957年演出時不讓春姑死去〝等等...先生認真得可以,精細中屢見謹嚴,治學一絲不苟.

《棠棣之花》和《屈原》恢弘,典重的歷史話題結束了,我們返回現實.張先生稍弛片刻,提出要請我午膳,品嚐北京烤鴨.他還特別介紹:中央芭蕾舞劇團隔壁一家餐館的烤鴨很不錯.我盛情難卻,心想,就權當陪先生去用餐吧,便答應了,並問是否要叫一部〝出租車〝?他答道:〝不用的,就在附近.〝

烈日當空,我們朝〝烤鴨〝奔去.說是〝附近〝,其實也足有20分鐘里程的.張先生疾步行走,〝矯健如飛〝;後生如我輩,不中用地時被拉下一段距離;慚愧之餘,又深為先生的硬朗體魄而高興不已.抵達餐廳,只覺吆五喝六,人聲鼎沸,高朋滿座,生意極為興隆.先生歡悅地點了一隻香氣四溢的脆皮大烤鴨,隨後靜靜地觀望眼前一位高頭大馬,滿面油光紅潤的〝御廚〝當眾表演.只見大師傅龍飛鳳舞,揮刀削片.頃刻間,刀落鴨碎,脆皮鴨被支解成兩大盤,外加滿桌甜點佳餚,足有6個人用餐的排場,顯然消受不完.

席間,所有的話題,都直奔音樂,細節則在此從略了.

餐畢,張先生將烤鴨的精華部分盛在盒子裡,囑我傍晚帶上火車;他又把鴨骨架放在另一個盒子裡,說是留給夫人吃;隨後,又不由分說地挎了一大堆盒子,朝來路折回.先生善解人意,待客厚重,從這則〝烤鴨故事〝,實見一斑.

回程路上,先生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文霞,你這樣扎扎實實在做些工作,是很好的,我要送一點資料給你.〝這次,我隨先生來到歌劇院大院深處另一棟風格迥然不同的居屋.爬上樓,只見迎面門扇上懸了一條告示:〝午休時間(下午一時半到三時半),請諒〝,這顯然又是先生的傑作.開啟房門,與先生相濡以沐的王令誨女士正在午睡.為不打碎老夫人的美夢,我們躡手躡腳地移步前進.相比原先的雅室,這間屋子擺設陳舊,但抬頭舉目,皆是書籍和文件,文化內涵厚重.我始大悟,如果說前屋為接待賓客之處,此地才是先生捻定乾坤,運籌幃幄之所.先生不嫌家陋,請我入室,完全視我為同道人了.

連日在京城奔波,我已疲憊不堪,恍惚中見先生在文獻堆中不停地穿梭,又如變魔術般將頭頂上一盞照明燈的多重拉線上升下縮(先生有〝張科怪〝之雅稱),〝變出〝《水》(家族雜誌),《定和自敘》(自傳),《遙遠的音痕》(歌曲集)和評議文章等一大堆資料.除《水》外,其餘均編上號碼,添上我的名字,贈送於我.

見到這批珍貴資料,我立即醒神,伏在窗欞旁一張八仙桌上,仔細瀏覽起來.《水》是有六十年歷史的家族內流傳的出版物,當年取〝水〝為刊名,來自沈從文先生的觸感:〝水的德性為兼容並包,從不排斥拒絕不同方式侵入生命的任何離奇不經事物〝.而《定和自敘》則是先生音樂生涯的一部重要自傳,記載了他歷年的作品和主要音樂活動.我更驚見《定和自敘》文字瀟灑,表述練達,透顯了20世紀早期文人才具有的國學功底,隋唐遺風的筆端下,現代人的煩惱力透紙背.靜止的音樂符號和陳規舊事,在張先生筆下,顯得鮮活生動,平添了《定和自敘》學術份量之外,尊古而不流於八股的耐讀性.ú

張定和先生1933年成為上海國立音專黃自先生的及門弟子,主攻西洋音樂作曲理論,成名作是《流亡之歌》,也即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創作的話劇《鳳凰城》的主題歌;直到今天,該歌依然在各地傳唱.早在40年代的重慶,成都和上海,張先生就成功舉辦了個人作品音樂會.1946年8月,先生在上海舉辦音樂會時,上海《大公報》曾出了一期《張定和特刊》,四姐張充和親自為刊頭題字;三姐夫沈從文則在《大公報》文藝版撥冗撰文《定和是個音樂迷》.如今,張先生不想再舉辦任何音樂會了,他認為作品已留駐人間(事實也真如此,一位旅居美國的老人知道我正在寫張先生,囑咐我向張定和先生致意.這位美國老人至今還會吟唱先生作於重慶時期的歌曲),沒有必要再去演那些過去的東西.

暫且不對張定和先生280余部音樂作品逐個分析,也不縱論他與二姐夫(張允和的先生,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珠聯璧合的大量漢語拼言字母歌如何吟誦民間;更可把他為歐陽予倩的《桃花扇》、田漢的《文成公主》、陳白塵的《大風歌》等話劇、盧肅的歌劇《槐蔭記》以及孫穎編導的舞劇《銅雀伎》所譜作的叮噹作響的曲子擱在一邊;單憑一部極具歷史亮點的《棠棣之花》,先生在中國音樂史上的地位,還容置疑嗎?

離別時,我留下了載有我一篇拙文的《中國音樂學》雜誌,懇請先生斧正。

二.名作曲家的學術理念

拜見張定和先生後,我常與他電話傾談,叩問學術真諦.先生見多識廣,堪為作曲權威,向我傳遞了鞭辟入裡,密密實實,藝術層面的殷殷諍言,不經意中常閃爍出重要的音樂思想,於我,感覺實在美妙.我想,如果成功的作曲家可以用藝術型,學者型來界定的話,張先生顯然屬於後者,他是一位頗有學術理念,極具學者風範的作曲家.

有一回,我告訴張先生,加拿大多倫多有很多族裔交響樂團,其中華人樂團就起碼有4到5家,大多數演奏貝多芬,西貝流士,德沃夏克的作品.華人樂團演出時,常吸引不少外國人來觀摩.但在幕間休息時,我發覺那些外國人面面相視,呆呆地坐在場中,若有所思.解讀他們迷惑的臉部表情,彷彿在喃喃自語:我們是來聽東方情調音樂的,如果盡演奏我們西方的音樂,又何必坐在這兒?(順便一提,最近讀到作曲家譚盾的文章,持同樣觀點:我湖南人寫的東西,西方人喜歡,是因為我寫的東西不是西方的,是中國的;反過來,我如果寫西方的東西,他們不喜歡.德國的樂隊應演奏貝多芬的作品;俄國的樂隊應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鋼琴演奏家殷承宗對國外舞台受歡迎的中國曲目分析後直言:中國的音樂在中國古樂和戲曲音樂中).這個現象勾起我縈繞心頭久遠的想法:是不是可供演奏,具民族風格的中國交響樂和歌劇作品太少?欲扭轉這種劣勢,可否從祖國的民歌,戲曲音樂中尋找些養料?  

聽罷,張先生肯定地回答:

具有我們特點的交響樂和歌劇作品太少,中國的作品弘揚出去的東西不多,從中國民間的音樂,民歌,說唱和戲曲方面吸收養料,這是一條出路.中國作曲的人可以寫各種風格的音樂,但是主要還是應該發展中國的東西,讓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國的作品.管弦樂,歌劇都應該這樣.

我又探問先生對西洋古典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的看法.他認為:

古代的音樂,無論是曲是歌,也無論是中是西,它們雖然在時間上似乎離開我們很遠很遠,但是,我們對它們都不應有成見而歧視,因為它們之中都有很好的東西,那都是很好的遺產.

另有一次,我向先生推崇:每年夏季,多倫多繁忙的丹佛士大街上,會舉辦一年一度,長達數日的〝希臘美食節(GreekFoodFestival)〝,人山人海,儼如廟市.期間,沿途近十個街口,警察疏道,車輛停擺,攤位林立,商賈吆喝,遊客如織,蔚為壯觀.蘸著白脫油的玉米棒,甜人心扉的千層蛋噠,灑滿紫鹽,浸透酸醋和大蒜的希臘串烤,香氣撲鼻,飄灑數里,令人垂涎欲滴,食指大開.美食節期間,丹佛士大街的中央,扎滿了巨型看臺,每隔數米相遇一個.希裔音樂家傾巢而出;器樂配備龐大精全(不乏希臘民族樂器);演奏的曲目,清一式是希臘妙樂.不分族裔的觀光客,前呼後擁,駐足聆聽,如癡如顛,拍掌叫好.那種咀嚼希臘美點聽樂的感覺,真是棒極了!古希臘悠久的文明和文化,全然通過其獨有的民族音樂,呈堂於世界.我不由感慨:一個民族對世界音樂的貢獻,莫過於象希臘一樣,舒展它的民族性,獨特性和唯一性之妙.而相比中國在海外的慶典音樂,至今仍停留在〝舞獅,醒龍(近年增加了一些腰鼓隊)〝的打擊樂層次,差距顯見.五千年文明孕育之下的中國音樂,真該如此單薄嗎?有些想法我已寫在文章中了.〝

先生回答:〝你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等我看了你的文章後,再給你詳細意見.

張先生雖然學的是西洋音樂,但善用西方作曲技巧,作品表達出濃烈的中國民族風格.他從小就在蘇州長大,家在蘇州,久居蘇州,對昆曲情有獨鐘,於其它戲曲也寄予厚愛,總共創配了7部戲曲音樂.早在50年代初,他就到戲曲界采風,譜寫了根據滬劇《羅漢錢》移植的評劇音樂,他又是昆曲《十五貫》和漢劇《二度梅》的藝術電影片的作曲家,讓他談談對戲曲和戲曲音樂的看法,是合適的人選.我把問題提出後,先生顯得很興奮,不加思索,一氣呵成地說出如下一段話: 

戲曲中的音樂是民間的,大眾化的,普及率和生命力都很強的藝術;它是在各地民歌,說唱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很重要.

我不得不佩服先生的思辯和歸納能力,脫口而出就給戲曲下了一條嚴密,完整的定義.先生對中國傳統音樂(含戲曲音樂)的思考是良久的,認識是深邃的.先生又補充道:

一般的地方戲曲,老百姓容易聽得懂,而昆曲比較高深.昆曲是有韻文的東西,是一種口頭文學藝術,人類社會重要的文化遺產,受到聯合國保護,是有道理的.南昆是五聲音階,北昆是七聲音階.京劇和川劇等劇種都從昆曲中吸收過養料.

戲曲在解放後受到重視,並得到發展,又產生了新的戲曲劇種,比如,至少,在北京有由京韻大鼓和其它曲藝發展成的曲劇,在東北有由二人轉發展成的吉劇.

我又問:〝您和一些作曲家是否有深入戲曲音樂的念頭呢?〝張先生回答說:

也有人曾經這樣想過.有的人有這個意願,也不一定有機會寫戲曲音樂.要有一定的劇本,演員,場合,才能創作出來.許多事情說來話長,我以後再告訴你.就是歌劇音樂,也不是一些好的作品輪到你去寫的.

先生的識見與幽邃,最後一句話的話中話,留下了值得遐想的宏大空間.

張先生在談吐中多次提到恩師黃自,評價很高,更對黃自1938年早逝而痛惜不已.我透露:1937年4月8日,黃自還在上海市電台講解音樂.先生補充道:1940年後的重慶,尚有介紹黃自的消息.他還收藏有黃自的《長恨歌》曲譜.一聽到《長恨歌》三個字,我接著說:〝1942年12月26日,在重慶曹家庵文化會堂,我父親率領大同樂會中國國樂團,以弦樂三重奏的形式公開演奏過黃自的《長恨歌》(註:那場演出,大部分是許如輝的器樂作品.《長恨歌》演奏的高音部分是許如輝,張靜波;中音部分是戴毅,俞良鹹;低音部分是石茂慶,朱協中).〝張先生以肯定的口吻說:〝黃自和許如輝都是堅守民族音樂創作方向的前輩.

記得我小時候,隨父親在上海觀摩了不少戲曲演出,包括昆曲戲曲片《十五貫》和漢劇電影《二度梅》.《十五貫》的曲折劇情,儼如一部著古裝的現代推理片,印象十分深刻.周傳瑛扮演的況鍾,王傳淞詮釋的婁阿鼠,至今仍在腦際浮現.惜《十五貫》的音樂旋律,因當年不懂欣賞而疏忽了.有朝一日,再次觀摩《十五貫》,我將悉心聆聽張先生所寫的妙樂.

解讀先生浩瀚的音樂作品,必須解構先生極為深厚的文化底蘊.

張定和先生絕對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厚書〝!

三.《定和自敘》幽默背後的苦澀

前述張定和先生的《定和自敘》,是由他親自題跋的:〝舊人,舊事,舊物,舊創作;自撰,自編,自滕,自裝幀〝.究竟內容如何殷實,文筆怎麼斐揚,只要品味這惜墨如金的18個字的題跋,一切盡在不言中.《定和自敘》必遠逾時傳,誦流彌久.

平心而論,捧讀《定和自敘》,咀嚼那幽默的文字時,淚水一直在眼眶裡打轉.中規中矩的作曲家,調侃揶揄的本領一流:調侃自己,調侃朋友,調侃歷史...,幽默本是一種〝邏輯的倒置〝,初讀似覺悖謬,其實是一種〝二律背反〝,也即一件事物在肯定它的同時,往往含有某種反對它的意思,反之亦然.先生熟諳幽默,但《定和自敘》幽默揶揄的背後,隱藏了辛酸苦澀的無可奈何.先生不是聖人,人世間不盡如意的事件,無可避免.為此,他以曲筆,勾勒出〝小人的小動作〝;以春秋筆法,舖敘出如何在人的尊嚴盡失的文革運動中,維護自己的尊嚴.最後,又〝一笑恩仇泯〝,不計前嫌.生活中,先生也以詼諧為武器,化解了一個又一個難堪.我曾好奇地問起反右鬥爭中可有受到衝擊?他答曰:〝1956年我被派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為《十五貫》配寫音樂,北京與上海都沒叫我提意見,失去了當右派的機會.〝先生還是不忘幽默.

回想那次去〝烤鴨店〝的路上,先生緩緩地對我說了一段話:〝文革時期,我被揪鬥得很厲害時,很著慌.我彷彿駕了一條小船,載了全家老小,在水上漂來漂去,不知岸在何方,萬一有意外怎麼辦?〝 聽後不由一怔,怎麼與我父親的閃念一模一樣?文革初期,我父親被收審關押,也是驚恐莫名,他在拍字簿中記道:〝完了,我這輩子是徹底完了!我完了,家裡幾個小孩子還要扶養,怎麼辦?〝 記得多倫多圖書館的書架上躺著一本書,書名很醒目,叫《父親是屋頂》.此刻,用〝父親是屋頂〝來讚譽這兩位作曲家的責任感,再恰當不過.大難當頭,他倆不約而同,苦苦尋求〝藝術生涯告終與家庭不堪重荷〝之間的平衡點.善者也!一眾無搏雞之力,純真薦弱的中國特定時期的作曲家!í

先生讀了我寫的〝許如輝與流行歌曲〝後,在電話裡悄悄地對我說:〝文霞,你的文章彷彿是為我寫的.〝 聞聲,又令我始料未及,唏噓不已!我從廢墟裡挖出一位作曲家,竟冒出另一位在世作曲家自行〝對號入座〝!

中國音樂界對我們的前輩音樂家,是很疏忽和虧待的.一些音樂家不事張揚,但同樣是中華民族的脊樑,默默無聞地為祖國和人民奉獻著一切.他們受的委屈最多,他們的遭遇最值得同情,而到了該撥亂反正洗刷污水的時候,最沒有份的往往是他們,他們成了永遠被遺忘的一族.這樣的文化人,在中國現代史上可以列出一大堆.

去歲,張定和先生被授予〝金鐘獎〝中的〝榮譽獎〝(終身成就漿).相比同時代的音樂家,他是幸運的,一枚沉甸甸的金質獎章,掛在牆上將很眩目;他是高興的,這是五十年來對他音樂成就的官方首肯;他又是淡然的,因為他沒有去領獎.

有關張先生的人物專訪文章,坊間已逐年增多.遺憾的是,〝牆內開花牆外香〝,舉凡紹介他的文字,一般見諸於《中國老年報》,《老年文化》等大眾化刊物居多.何時對張定和先生的研究,從界外(老年健康)移到界內(音樂學)來呢?

著名音樂評論家劉再生教授近年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中國音樂的前途,主要依賴於作曲家的創作〝;而另一位著名音樂理論家郭乃安先生早於90年代初就提出: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

十多年來,又有多少作曲家和他們的音樂思想被瞄準和投向過?五十年來,對碩果僅存的音樂人物(如張定和先生)的關注,始終不及研究聲浪大得多的〝編鐘,律管〝等出土文物.誠然,無人會詆毀〝編鐘,律管〝在中國音樂史上劃時代的考古意義,問題的癥結是,這種〝音樂家和器樂文物〝的研究失調,已形成某種思維定勢:中國近現代輝煌的文化史上,沒有湧現出足與文學家,哲學家,史學家交相輝映,等量齊觀的音樂家群.關注音樂界現狀的人士百思不得其解:只有十來所音樂院校為後盾,近乎微薄的中國音樂理論研究隊伍,如何合理分配資源(含經費和人員)?不妨窺視一下我們的近鄰文學界吧,他們將歷朝當代重要文學家們逐個研究得多麼剔透!文學界有兩千餘所大專院校龐大的文藝理論新兵作後備,加之民間的文學愛好者極為活躍,層出不窮的主動介入,他們有千百條理由,去考證〝宣紙,湖筆,歙墨〝種種.但是,文學評論界彷彿並不熱衷於此,選擇的是與音樂界截然相反,〝以人為本〝的聰明路子,這恐怕是中國音樂界望塵莫及,音樂學至今成不了大學科的緣由吧!儘管它與民眾的親疏關係,毫不比文學遜色!  

向那些可敬可佩的音樂前輩多投注一點關心吧!包括至今尚在斗室爬梳,年近90的作曲家張定和先生.至少為他提供一塊發表文章的園地呢!讓更多人讀到不同凡響的《定和自敘》.

末了,遙祝張定和先生逸勞相濟,時坐綠叢,笑口常開,康健長壽!

    (2003年10月25日,加拿大多倫多)

(注)

許如輝(1910---1987),又名水輝,生前居住上海.中國有聲電影,流行歌曲,器樂曲,話劇,音樂劇,戲曲音樂作曲家.代表作有《永別了我的弟弟》,《賣油條》,《擱樓上的小姐》,《縫窮婆》,《女權》,《劫後桃花》,《木蘭從軍》,《董小宛》,《釵頭鳳》,《借紅燈》,《白毛女》,《為奴隸的母親》,《妓女淚》,《陳化成》,《少奶奶的扇子》等近300部.抗戰時期逗留重慶,多次為郭沫若的話劇《屈原》,《棠棣之花》作曲,並由許如輝主持的大同樂會和難童教養院國樂團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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