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身奉獻於民族音樂事業

——介紹民族音樂家衛仲樂先生

 

文:上海藝術研究所 陳正生 (2001/11/11)


衛仲樂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民族音樂家,音樂教育家,素有琵琶大王之美譽。他不僅精於琵琶、古琴、二胡、簫、笛的演奏技藝,而且對小提琴亦有相當高的演奏水準。一位頗負盛名的外國音樂家,聽過衛先生的小提琴演奏後,十分驚訝,認定衛先生可以成為一流小提琴演奏家而勸他深造。當時衛先生早已獻身民族音樂,並不認為自己“可以成為一流小提琴演奏家”而改變獻身民族音樂的初衷。在他的一生中,無論環境如何惡劣、生活如何艱苦,也沒有離開民族音樂這塊陣地一步;他始終秉承鄭覲文先生的教誨,實實在在地在“(捍)衛中(國音)樂”。正因為衛仲樂先生于民族音樂的貢獻良多,人們時常記著他。

衛仲樂先生,1909年農曆二月廿一(這年閏二月)生於上海一個碼頭工人家庭,父親姓殷。衛先生兄弟姊妹九人,他最小。因家貧無力撫養,於繈褓中賣於一衛姓寡婦做養子,取名秉濤,又名崇福。“仲樂”一名,乃鄭覲文先生所改。衛家靠很少的一點積蓄過活,故而衛先生高小未畢業就被送去當學徒。

衛先生很小就喜愛音樂,自學簫、笛。此事當然不得養母支援。衛先生常于晚上在不設燈光的竈間練習。為此,很希望能得到名師指導。

1929年,大同樂會發起組建上海國樂聯合會。參加首次國樂聯合會的有大同樂會、汪氏琵琶研究會、霄雿樂團、韓江絲竹會、琴侶齋、精武體育會、中華音樂會、辛酉學社、華樂團、儉德儲蓄會國樂組等十團體,希望各會員團體抽調骨幹組建40人規模的大樂隊。當時打算演奏多聲部樂曲,要求隊員按譜視奏。此事未得到各團體的理解與支援,上海國樂聯合會流產,40人規模的大樂隊也就沒有組成。1929年秋,大同樂會單獨向社會招收隊員,組建大樂隊。衛仲樂先生就此之機加入了大同樂會。當時大同樂會的隊員竟有40餘人。

衛仲樂先生剛加入大同樂會時,並未引起鄭覲文先生的多少注意。相反,吳劍嵐、許如輝參加大同樂會,鄭覲文認為網羅到了人才,十分滿意。但是,衛先生的天賦與勤奮,很快就得到鄭覲文的賞識。鄭覲文曾耗一年時間傳授衛先生琴曲五大操之一的《秋鴻》,希望能通過衛先生這一新手,在杭州舉行琴藝交流會上為大同樂會贏得榮譽。1931年,鄭覲文根據民族民間音樂注重首調唱名的現實,發明瞭“七線譜”,鄭覲文翻譯了琵琶譜和古琴譜,分別讓柳堯章和衛仲樂練習。於此,亦足見鄭覲文對衛仲樂的重視程度。衛仲樂先生得到鄭覲文的提攜,得以嶄露頭角。

1931年,中國政府就決定參加1933年夏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萬國博覽會。1931年的“9.18事變”和1932年的“1.28事變”,使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難當頭,中國政府便取消了參加萬國博覽會的決定。可這是關係到商界的事,因此上海商會決定,由商界籌款參賽。當時決定,大同樂會所制的163件仿古樂器拍成照片,並由明星影片公司攝製大樂隊的有聲影片參展。1933年4月9日晚8時,這部記錄片在明星影片公司開拍。當時鄭覲文手患濕疹,僅奏古琴一曲,卻讓衛仲樂琵琶獨奏《十面埋伏》,並琵琶領奏9人組成的小樂隊合奏《春江花月夜》,最後才是31人(當天僅到32人,鄭覲文僅拍照時參加大樂隊陣容)的大合奏《國民大樂》。

在剛改建成的上海大光明電影院即將開幕的前夕—1933年5月21日晚,大同樂會與當時享有遠東第一樂隊美譽的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同台演出。大同樂會所出的節目就是《國民大樂》和衛仲樂的琵琶獨奏《十面埋伏》。於此亦足見鄭覲文對衛先生的器重程度。當時,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隊長梅百器,堅持要對衛仲樂的琵琶獨奏審聽。可是衛先生堅持,大同樂會同工部局管弦樂隊是平等關係,梅百器無權審聽;若要審聽,寧可不演。為了打破僵局,沈知白先生出了個主意,開個小型茶話會,雙方各出幾個節目了事。此事亦足見衛先生的民族自尊心。

大光明電影院的中西音樂會,是衛仲樂先生在上海民族音樂舞臺上的首次亮相。這次音樂會之後,鄭覲文對衛仲樂也就有了更多的瞭解,不久就提拔他為樂務副主任。1935年2月,鄭覲文先生謝世後,衛仲樂接任樂務主任。

衛仲樂先生于公益事業也十分熱心。1938年7月,應香港婦女救濟兵災會之邀,同許光毅、羅松泉等人赴香港義演。8月6日和7日義演二場,所得全數捐贈救濟難民。可當時他們的生活狀況又如何呢? 以下僅舉一例即可說明問題。在香港演出時要穿白襯衫,羅松泉無力購買,就用白報紙剪了一副假領子以應急。

1938年10月,衛仲樂應國際紅十字會救濟總署成員、廣東省長夫人譚靄芙之邀,參加中國文化劇團,同孫裕德、許光毅等人前往美國演出,募集資金和藥品,救濟中國難民和孤兒。在美演出期間,受到美國人民的歡迎。評論界認為,衛先生在琵琶演奏上的造詣,猶如克萊斯勒在小提琴上的造詣一樣的輝煌。歸國前夕,衛先生應Musioaff 唱片公司之邀,錄了四張唱片計八首樂曲:琵琶獨奏《歌舞引》和《飛花點翠》,古琴獨奏《醉漁唱晚》和《陽關三疊》,二胡獨奏《病中吟》和《光明行》,洞簫獨奏《妝台秋思》和笛子獨奏《鷓鴣飛》。這幾張唱片在美國廣為流傳。

1940年9月下旬,衛仲樂回到了離別二載的上海,經沈知白介紹,擔任了滬江大學的國樂教授。9月29日,留滬的大同樂會會員和衛先生的親友百餘人,為衛先生的載譽歸來開了個熱烈而又隆重的茶話會。茶話會由沈知白先生主持,並致歡迎詞。接著,衛先生介紹了赴美概況,最後還演奏了琵琶、古琴、二胡獨奏曲以助興。

衛仲樂赴美期間,鄭覲文之子鄭玉蓀,瞞著大同樂會其他會員,私自攜去大同樂會的牌子,並登報聲明“大同樂會”已赴內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儘管鄭玉蓀鼓吹“復員”,但大同樂會終究無術還魂。值此之際,衛仲樂便在大同樂會原址辦起了“仲樂音樂館”,學員多為滬上一些熱衷國樂的大學生。1941年又同金祖禮、許光毅等人組建中國管弦樂隊。衛先生自任隊長,金祖禮、許光毅任副隊長。衛先生同中國管弦樂隊,經常演出於上海各大學和廣播電臺。尤其是衛先生,在美國民主電臺和蘇聯呼聲電臺,都定時播送琵琶、二胡和古琴等獨奏節目。

1949年,衛先生被聘為上海音樂學院(當時為國立音樂院華東分院)教授,從此便全身心地從事教學工作。1956年,上海音樂學院設立民族音樂系,沈知白任系主任,衛先生任副主任,後任系主任。衛先生善於誨人,我國著名音樂家秦鵬章、陳天樂,早年都受教于衛先生;仲樂音樂館時所教的一批學生,多數都成了一些音樂團體的中堅;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以後所教的學生,更是遍及全國。作為民族器樂演奏家,衛仲樂先生的演奏很講究氣質,對樂曲的處理十分精到,並十分講求音樂的形象。他演奏的琵琶獨奏曲《十面埋伏》,氣勢磅礡,他演奏的的琵琶獨奏曲《霸王卸甲》和古琴獨奏曲《流水》,則層次分明。他演奏的琵琶獨奏曲《青蓮樂府》,準確地刻畫了唐代大詩人、青蓮居士李白的志如明月、心如清泉、直節如松、剛正不阿的崇高形象。衛先生所奏的《醉漁唱晚》,仿佛使我們看到那笑傲江湖的漁翁醉態可掬的形象。衛先生所奏的二胡曲,音色甜美,而對於簫、笛,更注重音色。他常說:“笛音要似簫”(切忌火暴),簫的高音要似笛,低音要似鍾。衛先生的簫藝,筆者曾細加揣摩,雖蒙衛師誇獎,自知差距尚遠。

去年,學林出版社出版了《衛仲樂琵琶演奏曲集》,除排印了衛先生演奏的15首琵琶曲譜外,也收入了衛先生的學生秦鵬章、陳澤民、張金淦等人討論衛先生琵琶演奏藝術的文章。但這僅是對衛仲樂教授演奏藝術研究的起始;更深入、全面的研究,不僅需要時日,更需要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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