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堯章對民族音樂的貢獻

文:上海藝術研究所 陳正生 (2001/10/22)


對我們年青的國樂界朋友提起柳堯章,恐怕知道的人並不多,可是若提起《春江花月夜》和《月兒高》來,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這兩首樂曲是怎麼來的,知道詳情的人恐怕又不多了。實際上這兩首樂曲都與柳堯章相關;可以說,沒有柳堯章就沒有這兩首樂曲,尤其是《春江花月夜》,只能停留在《潯陽夜月》的階段。原來《春江花月夜》是柳堯章先生于一九二五年根據汪昱庭先生所教的《潯陽夜月》改編的;而《月兒高》,二十年代的上海,根本就沒人會彈奏,是柳堯章先生從華秋蘋《琵琶譜》中挖掘整理出來的。提起我們的國樂隊,人們自然會想到大同樂會的鄭覲文,卻常常忽略了這位幕後的組織者與策劃者。

柳堯章究竟系何許人,以下略作介紹。

(一) 生平簡介

柳堯章先生,浙江鄞縣人,生於1905年10月10日,1996年12月17逝世,享年91歲。柳堯章的父親在上海經商,但酷好民間音樂,家中絲竹樂器常備,柳先生從小便受到音樂的熏陶。柳先生10歲隨父親來到上海,就讀於校規極嚴的徐匯公學,向校長、義大利鋼琴家C .Vanara神甫學鋼琴,同時兼習小提琴和大提琴,受到了正規的音樂教育。柳先生除1925年至1926年任教於劉海粟先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30年代初擔任過兩年史量才的家庭教師外,1932年夏就開創“中西音樂研究室”,一生從事自由職業,因此,柳堯章先生對民族音樂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就鮮為人知。

柳先生認識鄭覲文先生也是件很有趣的事。1924年2月13日,《申報》刊載了鄭覲文《大同樂會籌備修正中西樂》的文章,柳堯章讀後對其中的觀點很是贊同,當天下午就帶著報紙去拜見鄭覲文,二人交談十分投契,以後幾乎無日不見,遂結成了忘年交。隨後,鄭覲文先生便介紹柳先生向汪昱庭先生學琵琶。柳先生學琵琶很勤奮,1925年以後,汪昱庭先生與吳夢飛施頌伯二位先生組織“琵琶研究會”,還擔任葉澄衷的家庭教師,較少參加大同樂會活動,柳堯章便去葉家向汪先生請教,後來因葉府路遠,便常于星期天去汪府求教;當然,有時還向施頌伯先生請教。在大同樂會期間,柳堯章還向鄭覲文學過箜篌,向蘇少卿學京胡。1925年任教上海美專時,還曾經向他自己的學生學吉他彈唱——即使這位學生轉學真如,也不辭路遠去真如。如此的孜孜不倦,致使柳先生精通各種中西樂器。

1932年夏,柳先生離開大同樂會,開設“中西音樂研究室” ,從事私人教學。

柳堯章說,他離開大同樂會是因為要照顧家庭。可是衛仲樂先生說,柳堯章離開大同樂會是因為鄭覲文推出“七線譜”,柳先生與鄭先生的意見不合才離開的。衛先生的說法也有根據。因為鄭覲文於1931年夏天推出據說“方便”首調視唱的“七線譜”,並“編作琴譜、琵琶譜各一曲,交於該會中堅分子柳(堯章)、衛(仲樂)諸人切實研究,以達完善之目的”,時間是吻合的。

在搞中西音樂研究室,從事私人教學時,為了提高學生的合奏能力,還組織了一個管弦樂隊,社會上的一些演奏家也曾參加過這個樂隊,例如王伯英朱起東司徒海城司徒華城,當年都曾參加過這個樂隊的排練。排練的曲目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等名家作品。柳先生於1935年開始教七歲的兒子柳和塤(當時名為“仲篪”)小提琴。1940年3月2日,上海青年會舉辦“全滬兒童音樂比賽”,柳和塤就獲得了最高得分;同年5月18日上海又舉行國際兒童音樂比賽,柳和塤又得第二特獎。1964年,柳先生又教3足歲的外孫顧維舫小提琴,8年之後,顧維舫亦獲得了好成績,多次入選國際比賽,如今為美國克堣痁鶗磎T樂團的小提琴手。

(二)對民族音樂的貢獻

柳堯章先生對民族音樂的貢獻,主要為兩個方面,一是改編中國的第一首世界名曲《春江花月夜》,挖掘、整理《月兒高》,二是幫助鄭覲文組織大樂隊。

柳堯章先生參與大同樂會活動期間,正是大同樂會的興盛時期,而柳堯章先生的參與,對大同樂會的發展,無疑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例如1926年8月,大同樂會應江浙五省司令孫傳芳之請,參加在南京舉辦的“雅歌投壺”;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宋美齡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婚禮,大同樂會為婚禮司樂。這兩次活動的組織與指揮工作,都是由柳堯章先生負責的。至於改編《春江花月夜》,挖掘整理《月兒高》,以及1929年幫助鄭覲文先生組織大樂隊,改編《國民大樂》,為大同樂會在國內外贏得聲譽,更是功不可沒。

1924年6月8日,具有30人規模的大同樂會女子樂團,於市政廳開古樂舞大會,鄭覲文送票給柳先生。事後鄭先生聽取柳先生意見。柳先生說“古樂雖好,但曲高和寡,且改編亦不容易,不如絲竹容易普及”。鄭先生深知柳先生功底,希望柳先生能作點嘗試。1925年春,柳先生便將向汪昱庭先生學得的《潯陽夜月》,按照上海當時江南絲竹的演奏形式改編成小合奏曲,同年11月易名《秋江月》,並寫出琵琶、箏、簫、二胡、揚琴等樂器的十二行總譜,1926年正式定名《春江花月夜》。當時樂評認為該曲“韻致天然,無一點塵俗氣”,不聽當引以為憾,“實足為絲竹界別開生面”。1927年夏,柳堯章又將當時上海無人會彈奏的《月兒高》挖掘整理出來。這首樂曲於1927年5月15日大同樂會第二次常會演奏時,初聞此曲者就認為“神妙不可思議”,以至於大同樂會7月2日舉行的夏季音樂會,為聽此曲,儘管“大雨如注,來賓仍座為之滿”。以後這兩首樂曲便成了大同樂會的保留曲目。尤其是《春江花月夜》,更是演奏頻繁:1927年11月,大同樂會與俄國小提琴家秦巴奡粟S聯歡的壓軸曲目是《春江花月夜》; 1933年4月,明星影片公司為大同樂會拍攝有聲影片送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參展,其中的重要節目就有《春江花月夜》。因此,鄭覲文曾自豪地說,《春江》、《霓裳》(即《月兒高》)等“古樂合奏,為本會專有品”,“每次演奏,頗受西人歡迎”。

正因為《春江花月夜》與《月兒高》(《霓裳羽衣曲》)為鄭覲文所重視,不輕易外傳,外界就無法獲得樂譜。鄭覲文的侄兒鄭惠國(玨),就不會演奏這兩首樂曲。1929年秋,衛仲樂先生參加了大同樂會,很受鄭先生器重,由柳先生教會了他這兩首樂曲的演奏方法。據說衛先生的琵琶起蒙者是蔡金台,當年蔡金台向衛先生索討《春江花月夜》的譜而無法得到,蔡金台於是毅然加入了大同樂會。 另外朱英的弟子楊少?,為得到這兩首樂曲的譜子,而以在濟南建立大同樂會濟南分會為條件。

當時上海的絲竹團體無法得到《春江花月夜》和《霓裳羽衣曲》的樂譜,而這兩首樂曲又都是從琵琶獨奏曲改編而來的,於是上海的絲竹團體便紛紛將琵琶獨奏曲改編成絲竹合奏曲。例如1928年10月27日晚,中國播音協會播送霄雿樂團李廷松李振家俞樾亭曹子猷孫裕德王孟祿馬宜卿蘇祖?合奏的絲竹樂曲,四首樂曲中就有《普安咒》、《潯陽夜月》、《漢宮秋月》三首是由琵琶獨奏曲改編而來的。當時上海稱這些由琵琶獨奏曲改編的絲竹樂曲為“新絲竹”:柳先生改編的《春江花月夜》和挖掘、整理的《月兒高》,便是這“新絲竹”之發端。

柳堯章對民族音樂的另一貢獻是,幫助鄭覲文組織大樂隊,並編寫《國民大樂》。

鄭覲文很早就想組織大樂隊。1924年4月,鄭覲文組織了一個30人規模的女子樂團。這個女子樂團的基本成員乃是哈同辦的倉聖明智女學的學生,從所習的樂曲來看,這女子樂隊的組織形式與大樂隊無關。鄭覲文當時就預感這支樂隊不得久長,想組織30人的男子樂隊,並申明“凡屬基本會員,可免入會經常各費”。果然,當年夏天,倉聖明智女學停辦,女子樂隊也就無形中解散。

1929年5月,鄭覲文接受柳堯章的建議,聯合汪昱庭主持的琵琶學社、霄雿樂團、韓江絲竹會、琴侶齋、精武體育會、中華音樂會、辛酉學社、華樂團、儉德儲蓄會共十個團體,組建國樂聯合會,力圖從各團體中抽調骨幹力量。第一次會議上,柳堯章詳細介紹了組織國樂聯合會的目的,組織大樂隊的意義,以及按照規定樂譜演奏(視奏)的要求。這最後一條,是當時人們不大容易接受的,於是第二次會議的與會者就寥寥無幾。國樂聯合會的流產,堅定了鄭覲文獨立創辦大樂隊的信念,1929年秋,鄭覲文通過《申報》公開向社會招募大樂隊隊員。

大樂隊的組建,《國民大樂》樂曲的改編,除鄭覲文而外,柳堯章的功勞是不小的。當時大樂隊的成員有40人。1933年4月8日晚,明星影片公司為大同樂會拍攝有聲影片送美國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參展。這部有聲影片除拍有全套163件樂器照片外,演奏的曲目為鄭覲文古琴獨奏《海島孤蹤》,衛仲樂琵琶獨奏《十面埋伏》,衛仲樂領奏、九人合奏的《春江花月夜》,31人合奏的《東方大樂》。這兒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一是《東方大樂》就是《國民大樂》,為參展而易名,如今所傳下來的照片上的字跡可以為證。二是這次參加演奏者為31人,拍攝完畢後,鄭覲文參與集體照,故居中而手執綽板。第二個問題是,這次參加拍攝者連同鄭覲文在內為32人,而非大樂隊為32人的編制。

柳堯章幫助鄭覲文組織的大樂隊,高、中、低音聲部齊全,吹、拉、彈、擊齊備,無疑乃是現代國樂隊的雛形。在現代國樂隊的組建、發展過程中,鄭覲文的功不可沒,柳堯章的功亦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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