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 談 新 笛

文:上海藝術研究所陳正生(2003/10/09)


看了孫沛元先生《談談新笛》一文,很早就想寫點補充性質的文章,今日乘興閒聊幾句。

首先我想說明一下,看了孫沛元先生“新笛”一文,知道我的“新笛”理念同他是不盡相同的:孫先生的新笛是十一孔沒膜大笛(大G調),我認定的新笛,是七孔沒膜大G調笛。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長期不通;加上新笛的使用面不廣,有些情況孫沛元先生可能不清楚。以下想說說這方面的情況。

民族樂隊首先使用新笛的,恐怕是20世紀初期的上海大同樂會。當年大同樂會所製作的新笛,我的印象中可能還有一支存世。此器應該是鄭覲文先生健在的時候(1935年之前)所制。鄭覲文先生製作新笛之目的在於運用。可能有人會問,1933年4月9日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為大同樂會拍攝《東方大樂》(即《國民大樂》,為參加1933年秋芝加哥萬國博覽會而易名)時的大樂隊何以未見應用?由於大同樂會是業餘團體,參演人員不固定,這類中音樂器完全可能由專人演奏而演奏者未能出席,故而未見應用。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吾師甘濤教授(當年任中央廣播電臺國樂組組長)曾告知我,20世紀40年代,中央電臺國樂組的民族樂隊就使用過新笛。

新笛的產生是有其歷史根源的。20世紀30年代,趨向大型的民族樂隊的產生,對樂器的聲部有所要求。中國的管樂器缺乏中、低音聲部;當年大同樂會就曾經製作過一些中低音管樂器。作為中音樂器的洞簫,由於音量太小,很難用於樂隊之中,因此有很容易想到製作與洞簫音調相同的笛。這種大G調的笛,由於沒有笛膜,音色與洞簫有點接近,故而曾被稱作“橫簫”;沒有笛膜,又被稱作新笛或悶笛。律制的改變,音準的要求和音孔距離的增大,為了方便演奏,下手便增添一孔為七孔。

20世紀30年代初,大同樂會鄭覲文曾製作過十二音笛和十二音簫。如今雖然實物已不存世,但是當年實物所拍的照片依然在。此外,20世紀中期,張燮林先生也設計了十一孔笛。1957年,甘濤老師認為筆者當年製作的笛子已不錯,就將他藏的籌和十一孔笛贈與筆者。可惜這兩件樂器“文化大革命”中丟失。至於何時將橫簫同十一孔笛結合起來,這倒是筆者未曾注意的問題。

以下想談談十一孔新笛設計與製作上存在的問題。

十一孔笛,筆者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此設計是無可奈何的辦法——沒辦法設計得更好;何況張燮林對音孔位置的設定也確實動了一番腦筋。但是筆者認為,就普通的笛子而言,設計上就有值得改進的地方。因此,筆者曾寫了《談談簫笛的“叉口”》一文,發表在《樂器》1986年第四期上。該文主要介紹了筆者通過研究,如何使簫笛最上一孔獲得兩個準確的半音。根據這一實際,十一孔笛的第十一孔是完全可以取消的。另外,有些音孔可以挖成兩個上下排列的小孔,以減少音孔。例如第一孔改成上下緊靠的兩個小分孔,就可以使下手小指仍然是“la”,而不是升“sol”,中指為“si”。這種指法便與八孔洞簫的指法完全統一了,對演奏當然就方便多了。同時筆者認為,低音笛似乎不必追求音律的齊全。

孫沛元先生也談到新笛的音質。根據筆者的製作經驗,除了吹孔不能開挖得太小而外,還必須注意吹孔部位竹子的厚度,其厚度不宜小於內徑的1/5。吹孔部位竹子偏薄,不僅低音飄,高音也很難激發成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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