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國樂社與我

建中國樂社與我

文：孫新財 2000/07/21

民國五十四年，
我還在台北市立大同中學
準備畢業考時，
楊作仁老師指導的大同中學國樂團，
在我班教室隔壁練習。
當時也不到十個人吧！
正在演練〈蘇武牧羊〉。
老實說，
程度當然是不怎樣，
但是竟能「教木頭唱歌」，
實在已很令我這個音樂成績
老在及格邊緣盤旋的人，
羨慕不已！
不過當時因為已行將畢業，
自不能參加國樂團了，
卻當下就已下定決心、
立定大志
－考上高中以後，
也「玩玩」中國樂器。

皇天不負，
高中聯考總算讓我僥倖擠上了建中之門。
還在新生訓諫時，
當時的訓育組長(大胖趙根樁)，
大鬍子兼大嗓門，
在台上就不斷吹捧，
建中課外活動之成就。

橄欖球連得十九年得冠軍，
號稱建中精神，
自不在話下。
且光武術社，
就有國術、摔交、柔道、空手道……。
總之，
是「您要什麼，就有什麼」，
呼籲新生們，
請大家現在就選填社團，
出來領社團申請表。

只見眾生新生，
你觀我望，
一時竟無人出列。
我則因少得「志」，
一馬當先，
出列領表。

趙組長順便問了一句：
「你參加什麼社團？」
我答曰：
「國樂社。」
他說：
「哎呀！我們沒有國樂社！」
頓時引起哄堂大笑！
(全校只有我一人報名，
偏偏還就那壺漏，
提那壺。
原來也不是要什麼，就有什麼；
而是有什麼，就要什麼吧！)

只聽趙組長大喝一聲：
「有什麼好笑？
看著好了，
建中，
馬上就成立國樂社！」

開學沒多久，
訓導處就傳來一張條子，
叫我去找趙組長。
一見趙組長，
他二話不說，
拿出了一份名冊，
大約有二十幾個人吧！
說道:
「孫新財，你是建中國樂社第一任社長，
把你的團員找來，
希望下個月就能開始活動，
校慶的時候就要表演一個節目！」

所以我這個建中國樂社的第一任團長，
並不是「民選」的，
也還十足是「官派」的！

他還告訴我怎麼樣去找經費與老師。
上年畢業班作紀念冊，
還剩五千元，
趙組長給了我畢業班代表在新店的地址，
要我聯繫他把餘款捐給國樂社。
救國團部的幼獅國樂團，
則就在我母校大同中學旁，
要我想辦法去請個教練來。

當時通往新店的鐵路剛拆，
我還記得是走路到新店，
找到畢業班代表的。

他一口應允五千元可以捐給學校，
但「只能買樂器成立國樂團，不能移為他用」。
以後雖經過一點周折
(製作紀念冊並未有五千元的結餘)，
但在校方支持補助之下，
國樂團還真確實添購了五千元
(當時月薪才一千多元)
的創團設備：
櫥櫃一個(五百元)、
台製胡琴十把(共八百元)，
除高、中、低等聲部移調樂器，
暫時未買之外，
一般主奏樂器，
如古箏、揚琴、琵琶、三弦、阮咸、笛、鑼鼓等，
可還「真有一套」。

教練則由幼獅國樂團的副指揮，
曹乃洲老師擔任
(他現已在實驗國樂團秘書任內退休)，
當時一個月的教練費雖只有三百元，
但他還是自費請到幼獅同事許輪乾
(也是建中前校友，現已退休，任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總幹事)，
及吳武行(當時任職於建中對面的藝術館，現已退休，現任國樂學會常務理事)幫忙。
還在台大就學的陳裕剛(後曾任藝專國樂科主任及實驗國樂團副團長兼指揮)
則也曾偶來代課。

三十年前的台灣國樂界資源非常貧乏。
大陸樂器當然不能進口、
沒有中樂書籍曲譜
(唯一的半業餘國樂團，中廣國樂團所創編的新譜，不准外流)、
沒有唱片(女王唱片公司老闆，就因盜版大陸平劇、國樂而坐牢)。
教練自己也沒有資料，
當然也就教不出什麼明堂兒！

我們初期就只能演練一些抗戰時期，
現代國樂團剛成型時，
中央廣播電台音樂組創編的幾十首齊奏曲與民間曲，
如《萬壽無疆》、《民族曙光》、《金蛇狂舞》、《新年樂》、《將軍令》之類。
我自己到幼獅國樂團練習，
偷抄到的一些曲譜，
如《花鼓舞曲》、《柳岸花明》、《江干夜笛》
就拿回學校油印給大家
(此譜集，我到現在還保存著，因為當時這是很珍貴的)。

後來就多偷錄短波上大陸國樂的名曲，
如《三門峽》、《馬鞍山》
然後自己聽寫記譜演練
(當時的戲稱，是拜「錄老師」學藝)。
因此，
在那個時代學國樂的人，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幾本自抄的
(當時還沒有影印機)
樂譜秘本。
但這可都是「匪曲」，
是絕對不能公開的，
只能交換抄寫，
非熟識的人，
絕不可能無條件借抄。
因為連貴為藝專校長、藝術館館長、市交指揮的鄧昌國，
也只因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
山東箏曲改編的《漁舟唱晚》還挨告，
棄職丟官呢！
「思想有問題」在當年，
可是白色恐怖時代的大罪，
所以那時的僑生
既能公然帶大陸書譜、樂器來台，
而無此之慮，
自然就變成國樂界的驕子了！

當時台灣製的樂器音質不良，
也是到現在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最近才有幸到上海的民族樂器一廠，
及樂器陳列室去參觀。
據資料顯示，
它由八十六家民間樂器製作坊合併而成，
光是製絃部門，
就有幾十架機床。
幾十年來對樂器的研究改良，
更是成績輝煌。
其銷售量已是全世界民族樂器之冠，
因此售價也極其便宜。

而台灣本就是中原音樂文化的邊陲，
少數幾家民間家族式傳承的樂器廠，
單打獨鬥的生產方式，
又何有及之的可能呢？
(兩岸開放後，失去了貨多及價差上的優勢後，台製樂器廠，多數倒店關門)

當時我們所用的，
就是八十元一把，
蠶絲絃的蛇皮黃木胡琴
(大陸用紅木蟒皮，銀絲絃)。
拉中把位已很勉強，
拉到下把位音質就變得沙啞，
音量小則更是它的致命傷。

我主修的揚琴，
問題更大。當時大陸已有十二絃六橋的滾軸微調轉調揚琴，
但台灣直到民國七十三年
(我考進台北市立國樂團已五年)以前，
則仍只有九絃兩橋的傳統揚琴。
不但無法轉調，
且連一個調都調不準
(因揚琴一弦有兩音，
所以左邊調準後，右邊就必不準！)。

台灣也不會作國樂笛子
(民間的勻孔笛，採七平均律，與國樂所用的西洋十二平均律制不合)，
更不會作轉調套笛，
所以須用全按E的梆笛，
來吹奏董榕森所創作的梆笛協奏名曲《陽明春曉》，
當時全台灣能排演的人，
僅屈指可數。

總之，
我們當時所用的樂器，
品質之差，
絕非現在的國樂人所能想像的
(這類民間樂器，
現在反成了稀有品種，
博物館都不一定有藏！
我倒保留了一部份，
在樂器展覽會上非常受歡迎！)。

新成立的建中國樂社，
用這種現在看來極粗糙的樂器，
每天中午就在教授辦公室，
或升旗台前的台階上，
自行演練起來。

惟我們的條件雖差，
大部份核心團員的學習熱誠，
卻異乎尋常的熱情。
後來有了專用樂器室後，
有時連自習課，
甚至下課十分鐘也齊聚一堂。
簡直就是以社為家。
所以彼此認識很深，
感情很好。

當時一般社會，
尤其是天之驕子的建中學子們，
對落後之中國音樂的嚴重歧視，
更是我們因傷感而益加發憤團結的動力。
我們在校慶中的演出，
即使臨時配加幾個麥克風，
與管樂團、爵士樂團相較之下，
音量還是很小，
而樂器音質又本就極差，
再加上我們又學藝未精，
往往一出場
(甚至還未出場)就噓聲不斷。

但是我們深信，
這並非中國音樂本質如此。
李小龍說：
「不管什麼拳，打得不好，都是軟綿綿的！」
我們深信只是我們自己還不行，
而並非國樂本身落後，
不值得學！
(若我們沒有聽過女王唱片盜版的大陸國樂唱片，
相信我們的信心是不會這麼堅定的！)
就算真是國樂不行，
那我們中國人也該自己負起責任來。
我們既已犧牲形象，
身體力行，
已為中國音樂親自肩負應盡的責任，
投下心心打拼，
在此過程中，
有所挫折，
又有什麼好丟臉呢？
當時不因氣餒而離團的老戰友們，
大都有這種慷慨激昂的雄心壯志，
否則在那種屈辱的待遇與環境下，
是不會留得下來的！

我個人更受了中國第一個愛國音樂博士，
《中國音樂史》作者王光祈的影響。
他認為，
救國強種不只在於「船堅炮利」，
「文化」尤其是「音樂文化」
也是國勢之本。
而身為黃皮膚的中國人，
無論把西洋音樂奏得多好，
對我們的音樂文化，
在世界樂壇上的地位，
是沒有多大助益的。

他又有，
認為音樂不只是一種「技術」，
也是一種「學術」的觀點。
這種思想，
影響了我後大半生，
近三十年來的志趣與性向，
遂使我與中國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是後語。

當時與我同屆的夥伴們，
記得的還有
葉其中、呂大陸、張仁學、唐新民、熊耕良、王自存、
呂正理、唐文忠、張大立、李志龍、徐萬伯、林谷芳...等。
我二年級時，
才又有一年級新生，
李時銘、高志賢、劉啟明、李錫堤、陳志良、武又林、
鄭麟哲、陳慶燦、張華克、叢新民、陳文進........，
及三年級之陳端安、史庭輝、姚能信、談駿逸、林聖富、高宗銘等
六位學長的加入。

屈指算來，
建中國樂社成立至今已三十三年，
參加過建中國樂社的學弟想來也應在六百人的數倍以上，
但目前仍留在國樂界，
能與眾多專業科班畢業生並列，
甚至在國樂界揚名立萬，
或居於重要地位，
最少也桃李滿門的，
如
李時銘:前北市國,實驗國樂團指揮
林谷芳:前民族音樂學會會長
李志龍:華聲社團長
陳端安:前藝專技術教練
陳慶燦:禪藝琴社負則人
張華克:琵琶文板十二曲譯譜者
張大立:改良笛創制者
孫新財:前北市國演奏組主任
中華國樂學會副理事長
................................
則無一不是出身於此條件最差的頭三屆內。

這種結果誠非偶然，
與當時吾儕之環境背景、資源條件極差，
反而有助於吾人之有志於中國音樂之改良推廣發展，
有絕對之關係。

當年，我輩之學習國樂，
均身兼有一自負的「使命感」，
而與後學及一般「玩」物，
甚至喪志者絕不相同。
以致甚且不務各人之「正務」，
而投身此一了無名利可追的事業中，
盡瘁無悔。

以國樂團為重心的三年高中生涯，
就在志同道合的夥伴們分道揚鑣聲中結束了。

但我建中畢業後，
即蒙業師曹乃洲老師的推薦，
回母校擔任指揮，
率領建中國樂社參加了音樂比賽，
贏過了當時號稱永勝的成功中學國樂團，
獲得了第一名。
第二年又再度擊敗了成功中學，
連續獲得兩年的第一名。

說來也奇怪，
自從我離開母校國樂團後，
三十年來，建中國樂社也就再也沒能贏過成功國樂團了。
(近來，遇到當年的手下敗將，他們還特提出此事，
並以此為榮。可見他們對當年之敗，
是如何的汲汲於雪恥的！)
因為成功國樂團在傳統上
是由校方出面領導組隊的；
建中國樂社則向來只是一個學生社團性質，
無論歷史基礎、設備、出勤與紀律，
原都不足以與成功國樂團較量之故。

但我率領的頭兩次比賽，
初生之犢卻能一鳴驚人，
這與當年的成員，
深蒙我們這些學長的精神感召，
與三年來我輩在校的成果累積有關。

挾著優勝餘威，
建中國樂社又在學校對面植物園內的藝術館，
舉辦了一整場的國樂演奏會。
這在當時還是無任何業餘國樂團，
尤其是高中國樂團所能做到的！
(當時台灣還沒有專業國樂團！)
三十年後今天，
設備條件遠超當年的建中國樂社，
也少有這種風光。
由此，
可以想見當年建中國樂社實力的雄厚了！

多年後，
當年的老同伴聚會，
還打趣說：
「我們孫『大』團長，
當年可是亂有權威，
說一不二。
到鐘就開練，
誰敢遲到缺席？」

回想起來，
我這個小團長，
在團務方面可還實是巨細靡遺，
真可謂是宵旰忠勤。
舉凡是
樂器保養、
譜務管理、
指揮訓練等，
均一手兼辦，
以是才能累積權威而號令嚴明。
哪像是現在的國樂團，
樂譜滿地，
且無一健全隨即能用的套譜，
譜架是各個遍體鱗傷，
樂器不是缺絃缺碼
就是連「品、格」都沒了，
練習時若非三請四請不到，
就是到了也要遲到早退，
(否則豈能顯出主將的大牌？)。
事到臨時(比賽)，
才燒香拜佛(集訓)，
像這種品質，
又能拿什麼去跟人家比賽呢?

我常說：
「一個有紀律的樂團，
技術不一定就好，
但一個沒有紀律的樂團，
技術可絕對好不到那裡去！」
即此之謂也！

遙望當年，
撫今憶昔，
我這個建中國樂社首任團長，
略有不堪回首之感！

最後，
我還要特別強調一下，
建中國樂社對我個人的影響。

我雙親都沒受過教育，
又沒有任何兄弟姐妹，
因此個性特出，
以是也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開竅的很晚。
少時我生性窩囊，
欠缺思維與判斷的能力，
不會寫作更怕演講。
更糟糕的是，
對這些缺點，
我又都深有自知之明，
以致了無自信，
家庭對我的期盼卻又很高，
以致數度想以自殺謝世！

參加過建中國樂社，
學習了國樂後，
卻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

在建中國樂社時，
我是團長兼指揮，
一畢業即有幸回校當教練不說，
以後陸續參加了大學、社會多個業餘或專業的國樂團，
只要在國樂團裡，
我不是團長也必是指揮、總幹事，
總之都是領導班子。
(以後又當過二十幾所大中小學及社會國樂團的教練)
對一個沒有領導欲望與能力
又沒有機會的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與機會。

我的在校成績很差，
英文更是致命傷。
但唯獨在我毫無基礎的音樂一科上，
我卻不僅在技術上學有所成，
在中國音樂基本樂理(官、調理論)
及古譜(古琴指法譜、南北曲工尺譜、南管譜、
潮樂二四譜、西安鼓樂譜、唐敦煌琵琶譜)翻譯等學術領域上，
更堪稱學有專攻，
且領袖群倫，
兩岸知名，
對音樂教本指誤的論文，
屢獲教育部頒獎，
又屢獲大陸學會、月刊
及會議之邀請發表論文或演講。
目前就只靠著一點"學人"的聲譽，
在人才濟濟的中華國樂學會中，
越過多位團長、指揮、主任、教授、前輩，
膺選為副理事長，
我深覺，
這對於一個國樂界中生代，
並非學院派科班出身
沒有任何政治資源
團隊單位為後盾，
又已不住在台北的人來說，
實屬難能可貴的。

當初我在校參加國樂團，
多少也荒廢了學業，
受到很大的阻力
(我媽說:「你將來靠國樂吃飯嗎？」
我的導師說：「你聯考是考國樂嗎？」)

但懦弱的我，
唯獨在學習國樂一事上，
卻能不顧此千山萬水之阻，
義無反顧。
無形中就培養了我日後堅毅不拔、
不隨人是非的獨立個性。

以上三者，
無疑都培養了我的信心與能力。
這是造成我日後還能想、竟能說、且能寫的重要原動力。

我雖念過兩個大學科系，
但最終還是回歸我的性向這行。
無論南行北回中闖，
所賴以維生的，
竟還都是靠著我高中社團中
及其後之自我進修所學。
(當然時代進步、社會觀念改變、
專業化國樂團成立、個人機緣等，也是重要原因)。
豈不正是「靠國樂吃飯嗎？」

我現在的工作環保局，
除了能利用上班時間，
自己讀書進修之外，
沒有一天不借重微電腦，
無時無刻不在寫稿、寫稿式、譯譜。
總之都是我最熱愛的中國音樂方面的工作。
世上有此幸運者能有幾人？
我又如何能不心情愉快、
青春永駐。
(同學會上那些歐基桑,歐巴桑們
都非常氣我還有赤子之心這點)

而以上種種，
都與我參加過建中國樂團
與學習著國樂有關。
所以我之說：
參加了建中國樂團，
學習了國樂，
影響了我一生的際遇，
是絕不為過的。

丘永漢說：
「一個人的第一次就業，會影響了他一生的際遇。」
我則更對犬子說：
「一個人所參加的第一個社團，
可能會影響他一生的際遇。」

最少，
參加了建中國樂社，
確實影響了我一生的際遇。

電視上說：
「學音樂的人不會變壞」。
我想無論音樂也好，
武術也好，
(李小龍也因學了詠春拳後，才再也沒有自殺念頭的)，
甚至下棋、書畫、陶藝....等各種休閒藝能也好，
只要能帶動學者的專心投注，
甚至造就了成就感，
都能改變一個人的思維境界
與生活品質，
甚且改變了生涯規劃與性向及人生觀。

當年的建中，
在賀翊新校長任內，
非常重視課外活動，
尤其是很多與中國文化有關的社團活動，
這是很可取的教育觀點與政策，
值得各教育單位與獄政單位借鑑學習。

附帶的說，
在建中時，
我參加國樂團及學國樂後，
也不免有些副作用：
我因太過醉心於國樂及國樂團，
而疏於同窗，
甚至到了自外於人的地步。

譬如，我班(六十七年畢業)是建中的少數文組班，
人才之濟濟，
日後還真出了許多政、商、教育界之名流校友。
譬如
馬英九:台北市市長
趙 怡:行政院新聞處處長
蘇永欽:行政院公平會父主委
王壽來:行政院新聞局國際處處長
沈呂巡:外交部註美副領事
鄭世寅:HBO世代衛視董事長
沈國榮:陳水扁中部後援會會長

而其中之絕大多數，
當年在校時，
我幾乎是從未與之有過交往的。
(以是現在，
若有本班的同學會舉辦，
我只要身體尚健康，
又無要事纏身，
則雖已遷居台中，
也無不親自出席，
以贖前愆。)

就拿「小馬哥」來說吧，
記得他當年與我同班時，
就坐在我的左後方。
回想起來，
我就似從未主動與他聊過天，
或交換個人意見。

他之主動與我講話，
好像也就只有那麼一次，
但也還就只有那麼一句話。

那是在足球場上的一次，
我是大腳後衛。
一腳踢去，
連鞋帶球隨腳出。
我有點不好意思，
但放眼四週，
場內場外之眼光，
均追隨足球而去，
似尚無一人關注我的足下已虛。
(隊友往往不等我這大腳後衝出腳，
就已回身過半場去了，
因此也就無緣見到我的精彩脫鞋秀)。
我乃裝作若無其事，
緩步拾鞋穿腳。

在此當口，
「小馬哥」卻不知何時，
潛身余後，
湊在我耳邊，
一本正經的說：
「欸！老孫，
您這鞋真不錯，
是哪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