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新笛

也 談 新 笛

文：上海藝術研究所陳正生(2003/10/09)

看了孫沛元先生《談談新笛》一文，很早就想寫點補充性質的文章，今日乘興閒聊幾句。

首先我想說明一下，看了孫沛元先生“新笛”一文，知道我的“新笛”理念同他是不盡相同的：孫先生的新笛是十一孔沒膜大笛（大G調），我認定的新笛，是七孔沒膜大G調笛。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長期不通；加上新笛的使用面不廣，有些情況孫沛元先生可能不清楚。以下想說說這方面的情況。

民族樂隊首先使用新笛的，恐怕是20世紀初期的上海大同樂會。當年大同樂會所製作的新笛，我的印象中可能還有一支存世。此器應該是鄭覲文先生健在的時候（1935年之前）所制。鄭覲文先生製作新笛之目的在於運用。可能有人會問，1933年4月9日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為大同樂會拍攝《東方大樂》（即《國民大樂》，為參加1933年秋芝加哥萬國博覽會而易名）時的大樂隊何以未見應用？由於大同樂會是業餘團體，參演人員不固定，這類中音樂器完全可能由專人演奏而演奏者未能出席，故而未見應用。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吾師甘濤教授（當年任中央廣播電臺國樂組組長）曾告知我，20世紀40年代，中央電臺國樂組的民族樂隊就使用過新笛。

新笛的產生是有其歷史根源的。20世紀30年代，趨向大型的民族樂隊的產生，對樂器的聲部有所要求。中國的管樂器缺乏中、低音聲部；當年大同樂會就曾經製作過一些中低音管樂器。作為中音樂器的洞簫，由於音量太小，很難用於樂隊之中，因此有很容易想到製作與洞簫音調相同的笛。這種大G調的笛，由於沒有笛膜，音色與洞簫有點接近，故而曾被稱作“橫簫”；沒有笛膜，又被稱作新笛或悶笛。律制的改變，音準的要求和音孔距離的增大，為了方便演奏，下手便增添一孔為七孔。

20世紀30年代初，大同樂會鄭覲文曾製作過十二音笛和十二音簫。如今雖然實物已不存世，但是當年實物所拍的照片依然在。此外，20世紀中期，張燮林先生也設計了十一孔笛。1957年，甘濤老師認為筆者當年製作的笛子已不錯，就將他藏的籌和十一孔笛贈與筆者。可惜這兩件樂器“文化大革命”中丟失。至於何時將橫簫同十一孔笛結合起來，這倒是筆者未曾注意的問題。

以下想談談十一孔新笛設計與製作上存在的問題。

十一孔笛，筆者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此設計是無可奈何的辦法——沒辦法設計得更好；何況張燮林對音孔位置的設定也確實動了一番腦筋。但是筆者認為，就普通的笛子而言，設計上就有值得改進的地方。因此，筆者曾寫了《談談簫笛的“叉口”》一文，發表在《樂器》1986年第四期上。該文主要介紹了筆者通過研究，如何使簫笛最上一孔獲得兩個準確的半音。根據這一實際，十一孔笛的第十一孔是完全可以取消的。另外，有些音孔可以挖成兩個上下排列的小孔，以減少音孔。例如第一孔改成上下緊靠的兩個小分孔，就可以使下手小指仍然是“la”，而不是升“sol”，中指為“si”。這種指法便與八孔洞簫的指法完全統一了，對演奏當然就方便多了。同時筆者認為，低音笛似乎不必追求音律的齊全。

孫沛元先生也談到新笛的音質。根據筆者的製作經驗，除了吹孔不能開挖得太小而外，還必須注意吹孔部位竹子的厚度，其厚度不宜小於內徑的1/5。吹孔部位竹子偏薄，不僅低音飄，高音也很難激發成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