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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勖"笛律"暨"泰始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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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功能 文章功能   引用 百鳥朝鳳 引用  發表回覆回覆 點擊鏈接返回原帖 主題: 荀勖"笛律"暨"泰始笛"研究
    發表:  2014 Jun 14 11:05pm

荀勖“笛律”暨“泰始笛”研究

上海藝術研究所   陳正生

    [  ]西元274年(西晉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勖為正雅樂設計笛律,並宣稱,依據笛律製作的十二支笛,每支都能與所對應的律呂相應,並當場製作大呂笛作了驗證。荀勖“笛律”是古代一篇極為重要的笛子製作工藝文獻。由於它涉及到許多聲學問題,故而破解荀勖“笛律”存在著不少難題。本人根據自己四十年來研究和多次製作校驗的體會,擬對荀勖“笛律”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談點體會。

    [關鍵字]荀勖笛律  泰始笛   黃鐘正律  管口校正    “開管”與“閉管”  

 

    荀勖“笛律”,是我國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一篇全面而具體講述泰始笛如何製作才能協律的文獻,千百年來受到不少人的注意。過去歷代的研究者,由於只是從文字到文字的對荀勖笛律琢磨推求,加上時代的變遷,因此很難切合實際,故而無法得出有益的結論。泰始笛同清代以前所有的笛不同:它有明確的律制(三分損益律)和音準標準(十二律呂),對唐初呂才設計製作“與律諧契”的十二支尺八,對民國時期今虞琴社彭祉卿設計製作八孔琴簫,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為此,摸清荀勖笛律的科學性,對古代律呂研究,以及今日的簫笛製作研究,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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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荀勖“笛律”的記載

    荀勖 “笛律”,是西晉泰始十年(274)中書監荀勖(?—289)制定的笛律。該文獻首先載于南朝梁·沈約(441513)所撰《宋書·樂律志》。唐朝初年,房玄齡奉敕修《晉書》,負責修“律曆志”的天文學家李淳風(602670),照錄《宋書》該章節。除了《宋書》和《晉書》而外,提及荀勖“笛律”的還有宋·陳暘(10641128)的《樂書》。

    陳暘《樂書》卷149“十二律笛”條曰:“漢蔡邕133192推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故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正聲調法,黃鐘為宮,應鐘為變宮,南呂為羽,林鐘為徵,蕤賓為變徵,姑冼為角,太蔟為商。然宮生徵,黃鐘生林鐘;徵生商,林鐘生太蔟;商生羽,太蔟生南呂;羽生角,南呂生姑冼;角生變宮,姑冼生應鐘;變宮生變徵,應鐘生蕤賓。下徵調法:林鐘為宮,南呂為商,應鐘為角,黃鐘為變徵,太蔟為徵,姑冼為羽,蕤賓為變宮。清角之調:姑冼為宮,蕤賓為商,林鐘為角,南呂為變徵,應鐘為徵,黃鐘為羽,太蔟為變宮。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短者四之。空中實容,長者十六,三宮二十一變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其法可謂詳矣。”

    將陳暘所述內容同《宋書》相比較,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內容基本是一致的。其不同的是,《宋書》講述“同均三宮”時,除了“正聲調法”而外,“下徵調”和“清角調”強調了音與律的不協以及“強協”的辦法——“哨吹令清”;“清”,讓音升高一律(半音)。《宋書》中同均三宮之中,音與律之間關係的這一重要注釋,全被陳暘刪除了。

    陳暘在《樂書》卷149緊接“十二律笛”就介紹了“十二箱笛”,說:“十二箱笛之制,其長短之度增損有所不同,故晉荀勖作律笛十二以正雅樂。黃鐘笛三尺八寸,元嘉中鐘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姑冼箱笛三尺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自餘律笛無所損益,一仍蔡邕舊制而已。”

    上世紀八十年代始,荀勖“笛律”的研究受到較多重視,筆者見有人提出荀勖的“笛律”,乃是源自蔡邕“笛律”的觀點,其根據可能就是陳暘《樂書》的說明。筆者看了《樂書》對“十二律笛”和“十二箱笛”的說明,認為陳暘不太懂音樂,也根本不懂笛律。

    講陳暘不懂笛律,可能還不會有多少人反對,而講他不太懂音樂,恐怕會有較多的人不服,實際上就從陳暘對“十二律笛”和“十二箱笛”的說明,就足以得出這一判斷。

    首先,陳暘介紹“十二律笛”所演奏的“同均三宮”時,刪除了下徵調和清角調中的音與律之間關係的說明。這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實則不然。一支具備雅樂七聲音階的笛,演奏正調當然是沒問題的;但是,奏下徵調時正調的宮音要變成變徵,這就低了一律(除非它演奏清樂音階,宮音作清角),而奏清角調,由於泰始笛只有變徵而無清角,連宮音都非正音了。更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在“十二律笛”後的一句評語:“然不知去二變以全五音,去六十律,以全十二律,于先王之制不亦遠乎”?他竟不知五聲音階發展為七聲音階,乃是音樂史發展之必然,“十二律笛”條中無隻字提及六十律,何以要“全十二律”,讓人莫名其妙。

    其次,十二箱笛條中說:“黃鐘笛三尺八寸”,何以“姑冼箱笛”為“三尺五寸”?雖然姑冼箱笛最終減為“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最終減為“二尺五寸八分”,其中的根據何在?其後他又說,“自餘律笛無所損益,一仍蔡邕舊制而已”。黃鐘與姑冼相差五律,與蕤賓相差七律,它們的長度變了,其餘不變,行嗎?更何況詞條明明是講魏晉十二“箱笛”,末尾又出現了蔡邕的律笛,是陳暘寫來太隨意,還是後人傳抄出錯?不得而知!

    更重要的是,假若《宋書》所載的“荀勖笛律”內容為蔡邕所撰,距蔡邕僅200多年而又博覽群書的沈約何以未能發現,而硬要強加在荀勖的頭上?距蔡邕僅400多年的初唐時期精通天文的李淳風撰寫《晉書》“律曆志”時,仍然照抄沈約原文,絲毫無所發現乃是蔡邕的發明,卻被900年後的陳暘所發覺?《樂書》同卷還載有“鳳鳴笛”,其文曰:“昔,黃帝使伶倫采竹于嶰穀,以為律,斬竹於昆溪以為笛,或吹之以作風鳴,或法之以作龍吟。”伶倫作律,史見《呂氏春秋》,斬竹為笛卻未見史書記載,是否大有穿鑿之嫌?

    由此可見,僅憑陳暘《樂書》的記載,判斷荀勖所定“笛律”,乃是沿襲蔡邕笛律的結論,是缺少足夠說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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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始笛”的樣式及製作方法

    荀勖制定“笛律”之目的,是為了正雅樂。正雅樂何以要正“笛律”?荀勖說得很清楚:“《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弦歌皆從笛為正。是為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呂。”

    荀勖說得夠清楚了,鐘磬的音調是穩定的,那是因為鐘磬製作時就依律把音調准了。奏樂時若無鐘磬,由於笛的音調比較穩定,故而笛子就可以起著鐘磬般的定音作用,因此笛“宜必合於律呂”——標準音和音程都必須準確。魏晉時期所用的廂笛,只知尺度而不知律呂,顯然就根本談不上應律,這就是荀勖制定笛律的根本原因。

    《晉書·律曆志》詳細講解了十二支泰始笛的長度和每一支笛的確定音孔方法。根據《晉書》的記載,由於泰始笛“崇尚古制”,筒音為角,故而十二支笛的全長除蕤賓、林鐘為八倍角律而外,其餘十笛為四倍角律的長度。

    何謂“古制”?文中未交待這“古”所指為晉之前的哪朝哪代。據東漢著名學者馬融《長笛賦》所言,西漢的京房(前77—前37)將原先三孔的羌笛,添加一後出孔改進為能奏全五音的漢笛,京房所加的後出孔為商音,那筒音(笛體中聲)不就是“角”?

    至於十二支笛音孔的位置,首先是確定宮音音孔的位置,然後依次用下度(向下量)、上度(向上量)法順序確定徵、商、羽、角(在笛體中,羽上度的為“伏孔”)、變宮、變徵各音孔的位置。例如製作黃鐘笛,首先得求出其宮聲黃鐘為9寸,商聲太蔟8寸,角聲姑冼7.11寸,變徵蕤賓6.32寸,徵聲林鐘6寸,羽聲南呂5.33寸,變宮應鐘4.74寸。選定黃鐘笛的全長為4倍角,即7.11×4=28.22(寸)。宮音孔位置為宮角二律之和,即9+7.11=16.11(寸),因此,宮音音孔位置距離笛首16.11寸。徵音音孔在宮音孔下方,因此用徵音林鐘的長度6寸從宮音孔往下量(下度):16.11+6=22.11(寸),由此可知,徵音距笛首22.11寸。徵生商,林鐘生太蔟,太蔟在徵音上方,用太蔟8寸從徵音孔往上量(上度):22.11-8=14.11(寸),商聲後出孔距笛首14.11寸。商生羽,太蔟生南呂,羽孔在商孔下方,用南呂由商孔往下量:14.11+5.33=19.44(寸),羽孔在笛首下方19.44寸。羽生角,南呂生姑冼,角在笛體中(筒音),往上量做伏點(記認),19.44-7.11=12.33。角生變宮,姑冼生應鐘,從伏點往下量,12.33+4.74=17.07(寸)。變宮生變徵,變徵在變宮下方:17.07+6.32=23.39(寸)。其餘十一支笛的定孔方法依次類推。

    以上方法雖然簡捷,但本人經過仔細分析,發覺此法就是如今製造笛子的百分比。這百分比有它的用途,但不如直接的資料用起來方便。現將十二支泰始笛的長短(即筒音的尺寸)和各音孔距離管端的尺寸,十二笛的各自長度和各音孔位置列表如下:

單位:尺

孔序

後出孔

第五孔

第四孔

第三孔

第二孔

第一孔

筒音

 

變宮

變徵

黃鐘笛

14.11

16.11

17.07

19.44

22.11

23.39

28.44

大呂笛

13.22

15.09

16.68

18.84

20.71

22.68

26.64

太蔟笛

12.54

14.32

15.17

17.28

19.65

20.79

25.24

夾鐘笛

11.82

13.49

14.32

16.32

18.49

19.65

24.00

姑冼笛

11.15

12.73

13.54

15.36

17.47

18.53

22.47

仲呂笛

10.49

11.99

12.74

14.49

16.49

17.78

21.32

蕤賓笛

19.82

22.62

26.33

27.31

31.04

35.33

39.95

林鐘笛

18.85

21.48

22.80

25.96

29.48

31.22

37.92

夷則笛

17.73

20.22

21.39

24.39

27.71

29.39

36.00

南呂笛

16.72

19.09

20.23

23.04

26.20

27.72

33.71

無射笛

15.64

17.98

18.97

21.64

24.64

26.08

32.00

應鐘笛

14.84

16.97

17.96

20.46

23.29

14.62

29.96

    有了十二支笛的長度和音孔位置,是否就能順利地製作出十二支泰始笛了呢?須知這些資料只要花點心思就可以從《晉書》的記載中獲得的,而複製過程中還包含一些當時毋庸介紹,如今卻無法獲知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泰始笛的樣式、如何選材,以及如何定音、校音。所以問題並不那麼簡單,

    泰始笛是何等樣式,書中無說明。根據泰始笛有後出孔的說明,我國音樂大家楊蔭瀏先生曾依據洞簫的樣式製作過一支“黃鐘笛”。據楊先生說,這支“黃鐘笛”是基本符合歷史記載的。筆者則不認同。理由是:其一,泰始笛雖然是豎笛,但其樣式不該混同於今日的洞簫;其二,楊先生曾運用律管頻率計算公式計算出“歷代黃鐘正律音高”,筆者曾撰文指出“律管頻率計算公式”的物理量不可信,因此應用該公式計算出的頻率不可信;其三,筆者通過製作發現,“晉尺”的長度若用來製作泰始笛,也難符合實際。總之楊先生所製作的不是“黃鐘笛”,因“黃鐘正律”的不地道,至多稱作不地道的“黃鐘”簫!

    泰始笛若如楊蔭瀏先生所選用的洞簫樣式,那肯定是不恰當的;洞簫之名始見於宋代。筆者也曾依照現代日本尺八的樣式製作,結果發現各個音孔之間的音程雖然可以符合三分損益律的音程關係,而絕對音高則無法符合黃鐘及所相對應的律呂。當將泰始笛依照魏晉長笛以及唐代尺八的樣式製作時,不僅各孔之間的音程關係可以符合三分損益律,更重要的是各個音孔之間的絕對音高都能夠與相對應的律呂相符。由此可見,泰始笛的樣式與唐代尺八(即日本音樂界所稱作的“古尺八”)是相同的。

    關於定律與校音的問題。由於古代(這兒所指當然是 )黃鐘正律的頻率究竟是多少赫茲,對專家們所下的定論筆者是頗存疑義的。要解決這問題是個很大的難題,可又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問題;不涉及此問題,那麼泰始笛的製作便是空談。

    這兒又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該用弦律還是管律,二是究竟如何定音。我國古代律學研究,向有弦律與管律之爭。這是因為我國古代生律所用的為三分損益法,以弦定律所定各音都能符合律制(因弦的張力校正可以控制得很小);但用弦定律卻無法確定“黃鐘正律”這一標準音高。用管定律,管子長短確定以後,在小氣候不變的情況下所吹出的音高是穩定的,但是十二支管子無法獲知它們的管口校正量,因此無法用簡單的方法獲得準確的音高。正因為如此,西漢音律學家京房就認定“竹聲不可以度調”而設計了“弦准”;同時他又用“不可以度調”的“竹聲”來為弦律定音。這一矛盾直至西晉楊泉才有了解決辦法。楊泉在他的《楊氏物理論》中就提出了“以管定音,以弦定律”的主張。

    楊泉的主張只說明“”竹聲不可以度調“。“竹聲”究竟能不能“度調”?西晉孟康在注《漢書》時提出“律管的內周為管長十分之一”的主張。這一主張,明代科學家朱載堉在他的《律學新說》中認定“幾近於是”。筆者發現,這倒不是因為孟康的“異徑管律”同朱載堉的“異徑管律”不完全相同的緣故,而是因為孟康的“異徑管律”的管徑在變,律管中氣柱的粘滯阻尼不完全相等所導致的。由此可以證明,只要掌握好內徑同管長之間的關係,竹聲是完全可以度調的。

    假若我們精確地掌握了十二支律管完全合律的條件,對泰始笛的製作的難題是否就解決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十二支律管即使完全合律,也沒法使十二律同現代十二音之間有精確的對應關係。

    為了避免繁瑣的考證與敍述,本人製作泰始笛只用一支黃鐘正律管。“黃鐘正律”管的長度既是尺度的依據,它所吹出的音也是音高的標準;以黃鐘正律管所吹出的音為基音,生出的十二律,即是泰始笛製作時校音的標準。用律管為笛管校音的最大優點是,無論是律管還是笛管,音高都隨溫度的升降而升降,用律管校音,律管與笛管的溫度就保證為同步,就不會再有差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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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析兩個聲學問題

    依據荀勖“笛律”所講述的泰始笛製作過程,有兩個音樂聲學問題值得我們討論。這兩個問題一個是開管和閉管,另一個則是所謂的管口校正。這兩個問題是簫笛音樂聲學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卻也是至今仍然糾纏不清的難題。

    荀勖笛律的制笛法說:“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接下的注文是:“正聲調法,以黃鐘為宮,則姑洗為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為黃鐘之笛也。”在“正聲調法,黃鐘為宮”下有注文說:“作黃鐘之笛,將求宮孔,以姑冼及黃鐘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為孔,則得宮聲也”,並強調說:“其宮聲正而不倍”。對於黃鐘笛的七聲,注文則說:“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

    這段話淺顯明白,但不搞笛律研究的人未必明白。講明白一點,那就是距離笛首16.11寸(9+7.11寸)黃鐘音孔,吹奏出來的音,同9寸黃鐘正律管吹出的音等高,在黃鐘笛的七個音孔中,宮、商二孔奏出的是正律,而其餘五音是倍律。這就產生了個問題,為什麼16.11寸的笛孔吹出的音同9寸的黃鐘管吹出的音等高呢?原來9寸的黃鐘管是“閉管”,而16.11寸的笛孔是“開管”。所以,泰始笛的製作和校音,是首先接觸“閉管”同“開管”這一聲學問題的。

    第二個是“管口校正”問題。

    荀勖在笛律中說:“作黃鐘之笛,將求宮孔,以姑冼及黃鐘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為孔,則得宮聲也”。其餘除笛體中聲外的五個音孔則依次按律上度、下度而取得的。這兒需要注意的是,黃鐘笛的宮音位置同二倍黃鐘的長度相差了宮角二律之差,其餘除角音以外五個音孔位置,同樣也都相差宮角二律之差。為此有人指出,荀勖笛律這宮角二律之差便是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

    筆者以為,這兒有個問題首先需要討論,那就是把泰始笛確定音孔位置時,將音孔所對應之律的倍數減去宮角二律之差,稱作“管口校正”是否恰當。誰都知道,管樂器的音位不能如同絃樂器那樣進行簡單的計算,其原因就是所有的管(氣柱)的長短同音律之間都不能成簡單的比例關係——都需要進行校正,這就是管口校正。但是管樂器的種類眾多,發聲方法不同,其音律計算方法各異,差異就在於各種樂器的各個音所應有的管口校正量不同。就以我們常見的簫笛為例,它們的發音原理是完全相同的,雖然管徑不同、音調不同,但對音位的確定並不起大的作用,決定音位的是它們之間管口校正量大小不等的差別。再拿洞簫同G調大笛來作比較,它們的音調是完全等同的;若取洞簫的管長和音位來製作G調大笛,行嗎?肯定不行。為什麼?因為洞簫的管徑比G調大笛小、吹孔小,管口校正量(尤其是管端校正量)遠大於G調大笛。

    在弄清“管口校正”與“管口校正量”這兩個概念以後,再來討論泰始笛上的問題就不難了。

    荀勖笛律所說的黃鐘笛宮音,乃是以姑冼、黃鐘的長度從笛首下度之,盡律以為孔,其宮音正而不倍,就是說黃鐘笛的宮音(距笛首17.11寸)音孔所吹出的音高,同9 黃鐘管所吹出的音高是完全相同的。既然管都需要校正,律管當然也需要校正,那這泰始笛管上除笛體中聲而外的六個音孔的校正量(宮角之差),不就是律管同笛管之間的管口校正量之差?

    根據筆者的研究,律管的管口校正量是是所有管樂器中最小、最穩定的。作為標準管(兩端無管徑差)的律管,用以定音那是最穩妥不過的了:在小氣候不變的情況下,音高穩定、清晰,音量也比較大。但是古代闡述笛律的文獻,如今仍然被人們認作是謎:例如《管子·地員》中的“五音”,多數人斷定那是弦律;西晉孟康注《漢書》所說的“異徑管律”,只有明代科學家朱載堉才給它下了“幾近於是”的正確結論。

    再細校泰始笛的製作,各個音孔都比相應之律減去“宮角二律之差”,而唯獨“笛體中聲”為四倍角或八倍角,你能說笛體中聲毋須校正,或者與律管的校正量相等同?看來都不恰當。由此可見,把荀勖笛律的宮角之差說成泰始笛的管口校正或管口校正量,都是欠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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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均三宮

    荀勖“笛律”提及了一支笛可以演奏三個調:正聲調(即正調)、下徵調和清角調。這是古代文獻提及的樂器演奏過程中涉及轉調的最早記載。據《晉書》記載,“泰始笛”一套共有十二支,一支屬一均,每支可奏三調,這就是所謂的“同均三宮”。現以黃鐘笛(黃鐘均)為例,列表於下,以便對泰始笛的三個調所對應的律呂作點分析。其餘十一支笛的三宮與黃鐘笛同。

    黃鐘笛(黃鐘均):

孔序

後出孔

第五孔

第四孔

第三孔

第二孔

第一孔

底孔

律名

太蔟

黃鐘

倍應鐘

倍南呂

倍林鐘

倍蕤賓

倍姑冼

調

音名

變宮

變徵

今唱名

2

1

7

6

5

#4

3

音名

<變徵>

變宮

今唱名

5

#4

3

2

1

7

6

音名

變徵

 

<>、變宮

今唱名

6

5

#4

3

2

 

17

    以上所列的表格中,有“<>”之音非正音,即該調所奏之音與該笛所具之律不對應,無此符號者為正音,即音與律兩相對應。

    有個問題需要交待。《晉書》説:“黃鐘之笛……正聲調法,以黃鐘為宮,則姑洗為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為黃鐘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奇怪的是,笛體中聲為“四角之長”,應該是複倍角,宮聲就應該是倍律,何以會“正而不倍”?原來“律”是所謂的“閉管”,而笛則是所謂的“開管”,笛上“宮角二律之長”的宮音孔所吹出的音,同閉管的“宮律”當然是等高的了。

    言歸正傳。從上列三調的音階同律呂的對應關係來看,正調音名同律呂是完全對應的。下徵調僅變徵一音與律不對應,變徵應為大呂,可黃鐘笛上無大呂律,而為黃鐘,低了半音。為了將原為黃鐘的音提高奏成大呂,要求“俱發黃鐘及太蔟、應鐘三孔”石蒦(字形檔媯L此字需雙拼)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也。這是從所謂的“雅樂音階”考慮的。若從“清樂音階”考慮,那清角正是黃鐘,豈不省卻許多周折?再就清角調而言,書中說:“清角之調,以姑冼為宮,即是笛體中翕聲。于正聲為角,於下徵為羽。清角之調乃以為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蕤賓為商,正也。林鐘為角,非正也。南呂為變徵,非正也。應鐘為徵,正也。黃鐘為羽,非正也。太蔟為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若此,清角調演奏的難度是很大的,且只能奏些“謠俗之曲”。

    這不合“雅訓”的清角調,何以要列入其中?從《晉書》所載荀勖“笛律”中我們可以獲得如下資訊:魏晉時期的笛,是完全可以順利地演奏正調、下徵調和清角調的,而這三個調卻是當時豎笛的常用調,荀勖設計泰始笛,不得不考慮他所設計的笛必須能演奏這三個調。何以魏晉長笛能方便地演奏這三個調,而泰始笛卻有一定的困難?究其原因,這是因為魏晉長笛不追求符合十二律呂的緣故。

    魏晉長笛的調門如何,古代文獻未見記載,連《宋書》也未見隻字提及。正如上文所述,泰始笛除了正調而外,還得要能夠演奏下徵調和清角調,在性能上它不能輸給魏晉長笛,這也就說明,正調、下徵調和清角調是魏晉長笛所必備的調門。初唐的呂才所設計的“尺八”是“笛體中聲”為黃鐘,作宮音,魏晉長笛的笛體中聲,必然是徵音。假若魏晉長笛的笛體中聲為宮,下徵調就沒理由存在;笛體中聲為徵,宮在其上,此調順理成章便是下徵調。筒音為徵,其後出孔便是清角。若此,魏晉長笛的正調,其笛色如同今日曲笛的小工調,下徵調的笛色便如同今日曲笛的乙字調,而清角調的笛色則如同今日曲笛的正宮調。

    現將魏晉長笛正調、下徵調和清角調三個調門列表於下:

孔序

後出孔

第五孔

第四孔

第三孔

第二孔

第一孔

底孔

調

音名

清角

變宮

今唱名

4

3

2

1

7

6

5

音名

變宮

清角

今唱名

7

6

5

4

3

2

1

音名

變宮

清角

今唱名

1

7

6

5

4

3

2

    瞧,魏晉長笛的轉調,豈不比泰始笛方便得多?

    泰始笛崇雅,只有變徵而無清角,演奏清角調當然就有很大的困難。原來雅樂音階所用的是變徵,而燕樂音階所用的是清角。鄭覲文在《中國音樂史》中認定用變徵是不恰當的,應該用清角。實際上雅樂音階所用的“變徵”,乃黃鐘損益六次後所得,而“清角”必須由黃鐘損益十一次以後才能獲得:

    →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清宮→清徵→清商→清羽→清角

當然,古人製作樂器是憑經驗,而不是根據理論的計算。這就同今日的笛子製作一樣,所有制作師都是憑經驗,沒有一支根據計算公式製作的笛子是能付諸實際演奏的。

  泰始笛由於律制與當時的音樂實際脫離,演奏的調門又與當時所用的格格不入,因此無法付諸實際應用。據《晉書》記載,泰始笛僅在荀勖與列和辯論時製作過一支“大呂笛”,並當場演奏而示以正確之外,別無記載。荀勖死後其子荀藩意圖製作全套泰始笛,適逢永嘉之亂而未果。由此可見,當時泰始笛並未製作過完整的全套,也沒付諸實際應用。

    初唐的呂才善識音律,為“正雅樂”設計並製作了與泰始笛相仿佛的十二支長短各異的“尺八”。他可能汲取了荀勖的教訓,將笛體中聲(筒音)定為宮音。關於尺八在唐代的應用情況,細查《舊唐書》,僅卷79“呂才傳”提及,而《新唐書》也僅卷21高宗即位時張文收作《景雲河清歌》,其中用過“尺八”伴奏,此外再沒見尺八用於音樂活動的記載。

    由此可見,無論是“泰始笛”還是“尺八”,不管它是崇尚古制還是採用時制,都與它能否流傳無關,影響它流傳的乃是它的律制。這就如同20世紀三十年代,僑居我國的白俄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用[憶王孫]等曲牌創作交響曲,用中西樂器合奏,舊樂器琵琶和笛子無法同西洋樂器合奏一樣。當時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是讓工部局管弦樂隊同大同樂會的大樂隊合奏的。大同樂會在20世紀20年代末就製作了六相十八品的琵琶和十二音簫笛,但演奏觀念上的隔閡而未能付諸實際應用,給中西樂隊的合奏造成困難。這就同今日廣泛採用十二平均律以後,勻孔笛和四項十二品的琵琶被所有的民族樂隊所拋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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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複製的難點   

    泰始笛,筆者根據《晉書》的記載,依據“黃鐘正律”律管制作了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冼、仲呂等六支笛。這六支笛,最長的是黃鐘,最短的是仲呂,而黃鐘和仲呂兩支笛,最應該受重視。為什麼?因為在十二支泰始笛中,只有黃鐘和仲呂兩支笛具備天(黃鐘)、地(林鐘)、人(太蔟)三律。至於蕤賓至應鐘六支為何不制?這是本文需要討論的問題。

    黃鐘笛,陳暘在其《樂書》中稱其為“中管”,意為無論是十二支泰始笛,抑或十二支尺八,都是居中的一支。

    十二支泰始笛的長度看起來已經確定,音孔的定位方法已經確定,僅僅是管徑及音孔的大小未知。音孔的大小畢竟有一定的限度,管徑的大小也可以探求,看上去成套的複製似乎並沒有什麼大的困難。其實不然。筆者只製作黃鐘至仲呂六支笛,而不製作蕤賓至應鐘六支笛,是有道理的。實際上黃鐘至仲呂六支笛,無論如何合律,而蕤賓至應鐘六支笛無法製作,就正好否定了黃鐘至仲呂六支笛的可信性。以下請聽其詳。

    首先需要說明一下,為什麼蕤賓至應鐘這六支笛無法複製,又為什麼說蕤賓至應鐘六支笛若無法複製,原先所制的黃鐘至仲呂六支笛再正確也不能說明多少問題。

    蕤賓至應鐘這六支笛為什麼不能複製?誰都知道,笛子製作出來是用來演奏的,蕤賓至應鐘這六支笛製作出來由於太長,音孔無法按而不能演奏,那製作出來又有什麼意義?這就產生兩個問題:一是專家們認定的尺度不可信,二是,由於尺度有問題,由此也就證明黃鐘音高也就存在問題。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荀勖笛律的記載是怎麼說的,從中是否可以證明專家們對於晉代律尺的長度所下的結論值得懷疑?《晉書》載“勖又問和:‘作笛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為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複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為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

    以上引文有兩句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其下徵長五尺餘,列和聲言“昔日做之,不可吹也”。荀勖糾正:四尺二寸之笛相當於泰始笛的蕤賓笛;蕤賓所生的為大呂,不該是五尺餘,而是二尺六寸多。這幾句話很重要。其要義乃是:這長度已達四尺二寸的笛是可吹的,五尺多的笛因為無法按孔才不可吹。這一事實荀勖不否認,故而指出大呂笛長只有二尺六寸多。

  如今我們再來看看十二支泰始笛:最長的蕤賓笛其長度為三尺九寸九分五,短於四尺二寸,中管黃鐘長二尺四寸四,最短的最短的仲呂長二尺一寸三;也就是說十二支泰始笛比相對應的魏晉長笛稍短。從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十二支魏晉長笛可吹,十二支泰始笛更應該可吹。筆者複製的結果證明,中管黃鐘勉強可吹,應鐘就很難吹,就更別說林鐘、蕤賓笛了。

    問題出在哪里?出在尺度!

    吳承洛在其《中國度量衡史》中經過考證,證明晉尺乃是新莽時期劉歆制定的“劉歆尺”,每尺折合公制為23.08864釐米。若此說成立,那西晉的黃鐘尺度9寸折合公制應該是20.0779778釐米,黃鐘笛長65.67釐米,最長的蕤賓笛則長達92.24釐米,比黃鐘笛長出40%!如此述說可能不能給人以明確的印象,不妨用我們今日所用的簫笛來作比較。

    前文已經說過,泰始笛和魏晉長笛其下端都是沒有調音孔的,末端就是筒音,這就同唐宋尺八一樣;而洞簫和琴簫其下端則有二對或一對調音孔。因此,魏晉長笛的有效管長與簫的有效管長的計算就不相同:魏晉長笛的有效管長是從吹口至末端,而簫的有效管長是從吹口至上方的調音孔。

    弄清以上概念,就可以介紹泰始笛複製的難點了。

    我們常用的洞簫(筒音為d1),比曲笛(筒音為a1)低五度;其有效管長為52釐米左右。琴簫,其筒音為c1,今虞琴社的彭祉卿在他的《雅簫圖說》中稱此音為黃鐘,其長一尺八寸(合60釐米)。根據琴簫的音調,其尺度確實為60釐米左右。琴簫為八孔,一般按孔已經比較吃力,而泰始笛的黃鐘笛,其尺度將近66釐米,按孔已經非常吃力,而蕤賓笛竟然長達92.24釐米,可怎麼按?

    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要麼當時人長,相應的手也就大;要麼所用的尺度不可信。實際上社會的發展,人的生長是趨高的,漢魏時期“身長八尺”可謂高了,實際上折合今日的公制也就一米八十幾。若說尺度有問題,專家們言之鑿鑿,晉尺就是晉前尺,也就是劉歆監造的新莽尺,每尺折合公制為23.08864釐米;若說是晉後尺,那就更長。由此造成的泰始笛製作的尺度之謎無法解脫。

    上海博物館編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雕塑館》一書,內收一尊漢代吹笛雕塑俑——儘管專家們認定該俑所吹的是“簫”。其俑生動逼真,除演奏指法偏重於寫意而外,所用之器的樣式、演奏時的口型,都比較切近實際。該器長至腰下,若演奏者為中等身材,那麼該器之長應該是50公分左右。該器算長笛還是短笛?筆者自信他所吹的是長笛。

    更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日本法隆寺藏有一支據說是聖德太子(574622)吹奏過的笛,其長44.4釐米;而日本正倉院藏有八支我國唐代傳過去的尺八,八支尺八分別用竹、玉石和牙為材料,其長度分別為:

 

雕刻

樺纏

雕石

東大寺竹

全長

43.7

34.35

38.25

38.5

36.1

35.2

39.3

40.9

    根據記載,法隆寺所藏的為“笛”,而正倉院所藏的為“尺八”。但是有日本學者認為法隆寺所藏的笛就是尺八,而又有學者認為尺八始出現于唐代,因時代不符,故不是尺八。實際上法隆寺所藏的就是尺八,正倉院所藏的就是笛,它們的前身都是漢魏長笛。再從外觀來看,法隆寺的笛乃普通之竹,而正倉院的尺八選材講究,製作精美。它們的共同之處就是笛身長度適中,遠比泰始笛最短的仲呂笛短。這是什麼道理?這不就說明魏晉長笛以及泰始笛所用的尺度,可能就不是通常使用的尺度。

    查丘光明編著的《中國歷代度量衡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收有兩枚商代牙尺,一枚長15.78釐米,另一枚為15.8釐米。筆者斗膽設想,是否歷代律尺與市尺是分離的?假若以商尺為律尺,那麼即使是四尺二寸的蕤賓笛,也不過66釐米,同筆者複製的黃鐘笛近於等同;泰始笛的蕤賓笛則只有63.12釐米,黃鐘笛的長度與法隆寺蔵笛幾近於等同,最短的仲呂笛,其長還不足33.7釐米。若以此尺度製作成十二支泰始笛,演奏起來該是絕對沒有困難的。

 

刊《音樂與表演》201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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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評陳正生<荀勖”「笛律」”(?)暨“「泰始笛」”研究>

刊《音樂與表演》2014年第一期

(孫新財評注)

http://suona.com/forum/forum_posts.asp?TID=15748

http://www.guanglingsan.com/thread-11760-1.html (pdf)

[作者簡介]

上海藝術研究所   陳正生

    [摘  ]

西元274年(西晉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勖為正雅樂設計「笛律」(?),並宣稱,依據「笛律」(?)製作的十二支笛,每支都能與所對應的律呂相應,並當場製作大呂笛作了驗證。

荀勖”「笛律」” (?)是古代一篇極為重要的笛子製作工藝文獻。

由於它涉及到許多聲學問題,故而破解荀勖”「笛律」”(?)存在著不少難題。

本人根據自己四十年來研究和多次製作校驗的體會,擬對荀勖”「笛律」”(?)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談點體會。

    [關鍵字]

荀勖「笛律」(?) 「泰始笛」   黃鐘正律  管口校正 “開管”與“閉管”  

 

    荀勖”「笛律」” (?),是我國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一篇,全面而具體講述「泰始笛」如何製作,才能協律的文獻,千百年來受到不少人的注意。

過去歷代的研究者,由於只是從文字到文字的,對荀勖「笛律」(?)琢磨推求,加上時代的變遷,因此很難切合實際,故而無法得出有益的結論。

「泰始笛」同清代以前所有的笛不同:它有明確的律制(三分損益律)和音準標準(十二律呂),對唐初呂才設計製作“與律諧契”的十二支尺八,對民國時期今虞琴社彭祉卿設計製作八孔琴簫,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為此,摸清荀勖「笛律」(?)的科學性,對古代律呂研究,以及今日的簫笛製作研究,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有關荀勖”「笛律」”(?)的記載

    荀勖 “「笛律」(?),是西晉泰始十年(274)中書監荀勖(?—289)制定的「笛律」(?)

該文獻首先載于南朝梁·沈約(441513)所撰《宋書·樂律志》。

唐朝初年,房玄齡奉敕修《晉書》,負責修“律曆志”的天文學家李淳風(602670),照錄《宋書》該章節。

除了《宋書》和《晉書》而外,提及荀勖“「笛律」” (?)的,還有宋·陳暘(10641128)的《樂書》。

    陳暘《樂書》卷149“十二律笛”條曰:

“漢蔡邕133192推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

故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

「正聲調()」法:

黃鐘為宮,應鐘為變宮,南呂為羽,林鐘為徵,蕤賓為變徵,姑冼為角,太蔟為商。

然:

宮生徵,黃鐘生林鐘;

徵生商,林鐘生太蔟;

商生羽,太蔟生南呂;

羽生角,南呂生姑冼;

角生變宮,姑冼生應鐘;

變宮生變徵,應鐘生蕤賓。

「下徵調()」法:

林鐘為宮,南呂為商,應鐘為角,黃鐘為變徵,太蔟為徵,姑冼為羽,蕤賓為變宮。

清角之調:

姑冼為宮,蕤賓為商,林鐘為角,南呂為變徵,應鐘為徵,黃鐘為羽,太蔟為變宮。

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短者四之。

空中實容,長者十六,三宮二十一變也。

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其法可謂詳矣。”

    將陳暘所述內容同《宋書》相比較,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內容基本(正文)是一致的。

(!《宋書》原有小注文,陳暘《樂書》卻沒有。作者為何不引《宋書》,而要引後出的《樂書》呢?)

其不同的是,《宋書》講述“同均三宮”時,除了“「正聲調()」法”而外,“「下徵調()」”和“「清角()調」”強調了音與律的不協,以及“強協”的辦法——“哨吹令清”;“清”,讓音升高一律(半音)。

《宋書》中同均三宮之中,音與律之間關係的這一重要注釋,全被陳暘刪除了。

(!茍依《宋書》小注之所載,則此三「宮」就並不同「均」。

以是就並非“同均三宮”,而是旋相為宮!

反之,作者既不採信小注,而認為:《宋書》所講述的是“同均三宮”,何以又認為:「清角之調」是以清角為宮的,不同均的「正聲調()」呢?)

    陳暘在《樂書》卷149緊接“十二律笛”就介紹了“十二箱笛”,說:

“十二箱笛之制,其長短之度增損有所不同,故晉荀勖作律笛十二以正雅樂。

黃鐘笛三尺八寸,元嘉中鐘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

姑冼箱笛三尺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

蕤賓箱笛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

自餘律笛無所損益,一仍蔡邕舊制而已。”

    上世紀八十年代始,荀勖“「笛律」”(?)的研究受到較多重視,筆者見有人(丁承運)提出荀勖的“「笛律」”(?),乃是源自(漢·)蔡邕“「笛律」”(?)的觀點,其根據可能就是陳暘《樂書》的說明。

    (何意?”漢·蔡邕“「笛律」”的觀點怎可能根據宋·陳暘《樂書》的說明?

當是在陳暘《樂書》的說明中,有提及:荀勖的“「笛律」”,乃是源自蔡邕“「笛律」”的觀點!

若然,此中要說明的原文,何不一併引載?)

筆者看了《樂書》對“十二律笛”和“十二箱笛”的說明,認為陳暘不太懂音樂,也根本不懂「笛律」(?)

    講陳暘不懂「笛律」(?),可能還不會有多少人反對,而講他不太懂音樂,恐怕會有較多的人不服,實際上就從陳暘對“十二律笛”和“十二箱笛”的說明,就足以得出這一判斷。

    首先,陳暘介紹“十二律笛”所演奏的“同均三宮”時,刪除了「下徵調()」和「清角()調」中的音與律之間關係的說明。

這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實則不然。

一支具備雅樂七聲(正聲)音階的笛,演奏「正()調()」當然(?)是沒問題的;

但是,奏「下徵調()時,正()調()的宮音,要變成(「下徵調()」法的)變徵(),這就低了一律(除非它演奏清樂(下徵)音階,宮音作清角)(――「正聲調()」法的宮音,相當於高五度「下徵調()」法的清角,而非變徵,如下表:

 

變宮

變徵

「正聲調()」法

1

5

2

6

3

7

#4

 

││↓

「正聲調()」法的宮音,

相當於高五度「下徵調()」法的清角,而非變徵

「下徵調()」法

4

1

5

2

6

3

7

)

而奏清角()調,由於「泰始笛」只有變徵而無清角,連宮音都非正音了。

(如下表?

 

清角

變宮

變徵

「正聲調()」法

 

1

5

2

6

3

7

#4

 

││↓

「正聲調()」法只有變徵,而無清角。故其清角之調,連宮音都沒有!

清角之調

1

5

2

6

3

7

#4

(#1)

 

  而只有#1!           

└――――――――――――┘

但陳老此理解有誤!――《宋書》明載:清角之調:姑冼()為宮!如下表:

而非作者所以為的:以仲呂(清角)為宮,如上表!

(劉有恆之所以有同樣的誤解,可能與陳老是同源的!)

因為:「清角之調」的全按「角」音,是無法:哨吹令清而成為「清角」音的!

 

 

變宮

變徵

「正聲調()」法

1

5

2

6

3

7

#4

清角之調的宮音,相當於

低大三度「正聲調()」法的角,

而非清角。

││↓

 

清角之調

b6

b3

b7

4

1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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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在“十二律笛”後的一句評語:

“然不知去二變以全五音,去六十律,以全十二律,于先王之制不亦遠乎”?

他竟不知五聲音階發展為七聲音階,乃是音樂史發展之必然,“十二律笛”條中無隻字提及六十律,何以要“全十二律”,讓人莫名其妙。

(何意?不通!所以不懂!)

    其次,十二箱笛條中說:“黃鐘笛三尺八寸”,何以“姑冼箱笛”為“三尺五寸”

雖然姑冼箱笛最終減為“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最終減為“二尺五寸八分”,其中的根據何在?

(何意?顯然是根據「事實」呀!)

其後他又說,“自餘律笛無所損/益,一仍蔡邕舊制而已”

黃鐘與姑冼相差五律,與蕤賓相差七律,它們的長度變了,其餘不變,行嗎?

更何況詞條明明是講魏晉十二“箱笛”,末尾又出現了蔡邕的「律笛」,是陳暘寫來太隨意,還是後人傳抄出錯?不得而知!

    更重要的是,假若《宋書》所載的“荀勖「笛律」” (?)內容為(漢·)蔡邕(133-192)所撰,距蔡邕僅200多年,而又博覽群書的(南梁)沈約441~513,何以未能發現?而硬要強加在(西晉·)荀勖(?-289)的頭上?

距蔡邕僅400多年的初唐時期精通天文的李淳風(602670)撰寫《晉書》“律曆志”時,仍然照抄沈約原文,絲毫無所發現乃是蔡邕的發明,卻被900年後的陳暘(1064年-1128)所發覺?

《樂書》同卷還載有“鳳鳴笛”,其文曰:

“昔,黃帝使伶倫采竹于嶰穀,以為律,斬竹於昆溪以為笛,或吹之以作風鳴,或法之以作龍吟。”

伶倫作律,史見《呂氏春秋》,斬竹為笛卻未見史書記載,是否大有穿鑿之嫌?

    由此可見,僅憑陳暘《樂書》的記載,判斷荀勖所定“「笛律」” (?),乃是沿襲蔡邕「笛律」(?)的結論,是缺少足夠說服力的。

    (也就是說:陳暘刪除《宋書》小注文,是無據而不當之舉囉?!)

二、“「泰始笛」”的樣式及製作方法

    荀勖制定“「笛律」”(?)之目的,是為了正雅樂。

正雅樂何以要正”「笛律」”?

荀勖說得很清楚:

“《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

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

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弦歌皆從笛為正。

是為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呂。”

    荀勖說得夠清楚了,鐘/磬的音調是穩定的,那是因為鐘/磬製作時,就依「律」把音調准了。

奏樂時若無鐘/磬,由於笛的「音調」比較穩定,故而笛子就可以起著鐘/磬般的「定音」作用,因此笛“宜必合於律/呂”——標準音和音程都必須準確。

/晉時期所用的「廂笛」,只知尺度而不知「律/呂」,顯然就根本談不上應律,這就是荀勖制定「笛律」(?)的根本原因。

    《晉書·律曆志》詳細講解了,十二支「泰始笛」的長度,和每一支笛的確定音孔方法。

根據《晉書》的記載,由於「泰始笛」“崇尚古制”,筒音為「角」,故而十二支笛的全長,除蕤賓、林鐘為八倍「角」律而外,其餘十笛為四倍「角」律的長度。

    何謂“古制”?文中未交待這“古”,所指為晉之前的哪朝?哪代?

據東漢著名學者馬融《長笛賦》所言,西漢的京房(前7737)將原先三孔的羌笛,添加一後出孔,改進為能奏全五音的「漢笛」,京房所加的後出孔為商音,那筒音(笛體中聲)不就是“角”?

    至於十二支笛音孔的位置,首先是確定「宮音」音孔的位置,然後依次用下度(向下量)、上度(向上量)法,順序確定徵、商、羽、角(在笛體中,羽上度的為“伏孔”)、變宮、變徵各音孔的位置。

例如製作黃鐘笛,首先得求出其:

宮聲黃鐘為9寸,

商聲太蔟8寸,

角聲姑冼7.11寸,

變徵蕤賓6.32寸,

徵聲林鐘6寸,

羽聲南呂5.33寸,

變宮應鐘4.74寸。

選定黃鐘笛的全長為4倍角,即7.11×4=28.22(寸)。

宮音孔位置,為宮角二律之和,即9+7.11=16.11(寸)。

因此:

宮音音孔位置距離笛首16.11寸。

徵音音孔在宮音孔下方,因此用徵音林鐘的長度6寸從宮音孔往下量(下度):16.11+6=22.11(寸)。由此可知,徵音距笛首22.11寸。

徵生商,林鐘生太蔟,太蔟在徵音上方,用太蔟8寸從徵音孔往上量(上度):22.11-8=14.11(寸),商聲後出孔距笛首14.11寸。

商生羽,太蔟生南呂,羽孔在商孔下方,用南呂由商孔往下量:14.11+5.33=19.44(寸),羽孔在笛首下方19.44寸。

羽生角,南呂生姑冼,角在笛體中(筒音),往上量做伏點(記認),19.44-7.11=12.33

角生變宮,姑冼生應鐘,從伏點往下量,12.33+4.74=17.07(寸)。

變宮生變徵,變徵在變宮下方:17.07+6.32=23.39(寸)。

其餘十一支笛的定孔方法,依次類推。

    以上方法雖然簡捷,但本人經過仔細分析,發覺此法就是如今製造笛子的百分比(?)

這百分比(?)有它的用途,但不如直接的資料,用起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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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將十二支「泰始笛」的長短(即筒音的尺寸),和各音孔距離「管端」的尺寸,十二笛的各自長度和各音孔位置列表如下:

單位:尺

孔序

第五孔

第二孔

後出孔

第三孔

筒音

第四孔

第一孔

 

變宮

變徵

黃鐘笛

16.11

22.11

14.11

19.44

28.44

17.07

23.39

林鐘笛

21.48

29.48

18.85

25.96

37.92

22.80

31.22

太蔟笛

14.32

19.65

12.54

17.28

25.24

15.17

20.79

南呂笛

19.09

26.20

16.72

23.04

33.71

20.23

27.72

姑冼笛

12.73

17.47

11.15

15.36

22.47

13.54

18.53

應鐘笛

16.97

23.29

14.84

20.46

29.96

17.96

14.62

蕤賓笛

22.62

31.04

19.82

27.31

39.95

26.33

35.33

大呂笛

15.09

20.71

13.22

18.84

26.64

16.68

22.68

夷則笛

20.22

27.71

17.73

24.39

36.00

21.39

29.39

夾鐘笛

13.49

18.49

11.82

16.32

24.00

14.32

19.65

無射笛

17.98

24.64

15.64

21.64

32.00

18.97

26.08

仲呂笛

11.99

16.49

10.49

14.49

21.32

12.74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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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十二支笛的長度和音孔位置,是否就能順利地製作出十二支「泰始笛」了呢?

須知這些資料只要花點心思,就可以從《晉書》的記載中獲得的,而複製過程中還包含一些當時毋庸介紹,如今卻無法獲知的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泰始笛」的樣式、如何選材,以及如何定音、校音

所以問題並不那麼簡單!

    「泰始笛」是何等樣式?書中無說明。

根據「泰始笛」有「後出孔」的說明,我國音樂大家楊蔭瀏先生,曾依據「洞簫」的樣式,製作過一支“黃鐘笛”。

據楊先生說,這支“黃鐘笛”是基本符合歷史記載的。筆者則不認同。理由是:

其一,「泰始笛」雖然是「豎笛」,但其樣式不該(?)混同於今日的「洞簫」;

其二,楊先生曾運用律管頻率計算「公式」,計算出“歷代黃鐘正律音高”,筆者曾撰文指出“律管頻率計算公式”的物理量不可信,因此應用該「公式」計算出的頻率,不可信;

其三,筆者通過製作發現,“晉尺”的長度若用來製作「泰始笛」,也難符合實際。

總之楊先生所製作的不是“黃鐘笛”,因“黃鐘正律”的不地道,至多稱作不地道的“黃鐘”簫!

    泰始「笛」若如楊蔭瀏先生所選用的「洞簫」樣式,那肯定是不恰當的;「洞簫」之名始見於宋代。

筆者也曾依照現代日本「尺八」的樣式製作,結果發現各個音孔之間的音程,雖然可以符合(?)三分損益律的音程關係,而絕對音高則無法符合黃鐘,及所相對應的律/呂。

當將「泰始笛」依照魏晉「長笛」,以及唐代「尺八」的樣式製作時,不僅各孔之間的音程關係,可以符合三分損益律,更重要的是各個音孔之間的絕對音高,都能夠與相對應的律/呂相符。

由此可見,「泰始笛」的樣式,與唐代尺八(即日本音樂界所稱作的“古尺八”)是相同的。

    關於「定律」與「校音」的問題。

由於古代(這兒所指當然是(?))黃鐘正律的頻率究竟是多少赫茲,對專家們所下的定論筆者是頗存疑義的。

要解決這問題是個很大的難題,可又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問題;不涉及此問題,那麼「泰始笛」的製作便是空談。

    這兒又涉及兩個問題:

一是該用「弦律」還是「管律」?

二是究竟如何「定音」?

我國古代律學研究,向有「弦律」與「管律」之()

這是因為我國古代生律所用的為三分損益法,「以弦定律」所定各音都能符合律制(因弦的張力校正可以控制得很小);但「用弦定律」卻無法確定“黃鐘正律”這一標準音高。

「用管定律」,管子長短確定以後,在小氣候不變的情況下,所吹出的音高是穩定的,但是十二支管子無法獲知它們的「管口校正量」,因此無法用簡單的方法,獲得準確的音高。

正因為如此,西漢音律學家京房就認定“竹聲不可以度調”而設計了“弦准”;

同時他又用“不可以度調”的“竹聲”來為「弦律」定音。

這一矛盾直至西晉楊泉才有了解決辦法。

楊泉在他的《楊氏物理論》中就提出了“以管定「音」,以弦定「律」”的主張。

    楊泉的主張只說明“竹聲不可以度調

“竹聲”究竟能不能“度調”?

西晉孟康在注《漢書》時提出:“律管的內周為管長十分之一”的主張。

這一主張,明代科學家朱載堉在他的《律學新說》中認定:“幾近於是”

筆者發現,這倒不是因為孟康的“異徑管律”同朱載堉的“異徑管律”不完全相同(?)的緣故,而是因為孟康的“異徑管律”的管徑在變,律管中氣柱的粘滯阻尼,不完全相等所導致的。

由此可以證明,只要掌握好「內徑」同「管長」之間的關係,(不同管徑的)竹聲,是完全可以「度調」的。

    假若我們精確地掌握了十二支「律管」完全合律的條件,對「泰始笛」的製作的難題,是否就解決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十二支「律管」即使完全合律,也沒法使十二律,同現代(?)十二音之間(?)有精確的對應關係。

    為了避免繁瑣的考證與敘述,本人製作「泰始笛」,只用一支“黃鐘正律”管。

(若然,後文何以又說什麼:制作了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冼、仲呂等六支笛?)

“黃鐘正律”管的長度,既是尺度的依據,它所吹出的音,也是音高的標準;

以“黃鐘正律”管所吹出的音為「基音」,生出的「十二律」,即是「泰始笛」製作時「校音」的標準。

用「律管」為「笛管」「校音」的最大優點(「律管」與「笛管」之區別為何呀?)是:無論是「律管」還是「笛管」,音高都隨溫度的升降而升降。

(!這竟非缺點,而反是優點麼?)

用「律管」「校音」,「律管」與「笛」管的溫度,就保證(?)為同步,就不會再有差訛。

    (何意? 「溫度」,就能保證為「同步」者,何意呀?怎麼個「保證同步」?)

三、解析兩個聲學問題                                   

    依據荀勖”「笛律」”(?)所講述的「泰始笛」製作過程,有兩個音樂聲學問題值得我們討論。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開管和閉管」,

另一個則是所謂的「管口校正」。

這兩個問題,是簫笛音樂聲學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卻也是至今仍然糾纏不清的難題。

    荀勖「笛律」(?)的制笛法說:

“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

接下的注文是:

“「正聲調()」法,以黃鐘為宮,則姑洗為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為黃鐘之笛也。”

在“「正聲調()」法,黃鐘為宮”下有注文說:

“作黃鐘之笛,將求宮孔,以姑冼及黃鐘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為孔,則得宮聲也”

並強調說:“其宮聲正而不倍”

對於黃鐘笛的七聲,注文則說:

“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

    這段話淺顯明白,但不搞「笛律」(?)研究的人未必明白。

講明白一點,那就是距離笛首16.11寸(9+7.11寸)黃鐘音孔,吹奏出來的音,同9寸黃鐘正律管吹出的音等高,在黃鐘笛的七個音孔中,宮、商二孔奏出的是「正律」,而其餘五音是(低八度的)「倍律」。

這就產生了個問題,為什麼16.11寸的笛孔,吹出的音同9寸的黃鐘管吹出的音等高呢?

原來9寸的黃鐘管是“閉管”,而16.11寸的笛孔是“開管”。

所以,「泰始笛」的製作和校音,是首先接觸“閉管”同“開管”這一聲學問題的。

    第二個是“管口校正”問題。

    荀勖在「笛律」(?)中說:

“作黃鐘之笛,將求宮孔,以姑冼及黃鐘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為孔,則得宮聲也”

其餘除笛體中聲外的五個音孔,則依次按律「上度」、「下度」而取得的。

這兒需要注意的是,黃鐘笛的宮音位置,同二倍黃鐘的長度相差了宮/角二律之差,其餘(除角音以外)五個音孔位置,同樣也都相差宮/角二律之差。

為此有人指出,荀勖「笛律」(?)這宮/角二律之差,便是: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

    筆者以為,這兒有個問題首先需要討論,那就是把「泰始笛」確定音孔位置時,將音孔所對應之律的倍數,減去宮角二律之差,稱作“管口校正”是否恰當?

誰都知道,管樂器的音位不能如同絃樂器那樣進行簡單的計算,其原因就是所有的管(氣柱)的長短同音律之間,都不能成簡單的比例關係——都需要進行「校正」,這就是「管口校正」。

但是管樂器的種類眾多,發聲方法不同,其音律計算方法各異,差異就在於各種樂器的各個音,所應有的「管口校正量」不同。

就以我們常見的簫/笛為例,它們的發音原理是完全相同的,雖然管徑不同、「音調」不同,但對音位的確定並不起大的作用,決定音位的是它們之間「管口校正量」大小不等的差別。

再拿洞/簫同(全按D)G調大笛來作比較,它們的「音調」是完全等同的;若取洞/簫的管長和音位來製作G調大笛,行嗎?肯定不行。

為什麼?因為洞簫的管徑比G調大笛小、吹孔小,管口校正量(尤其是管端校正量)遠大於G調大笛。

    在弄清“管口校正”與“管口校正量”,這兩個概念以後,再來討論「泰始笛」上的問題就不難了。

    荀勖「笛律」(?)所說的黃鐘笛宮音,乃是以姑冼、黃鐘的長度,從笛首「下度」之,盡律以為孔,其宮音正而不倍,就是說黃鐘笛的宮音(距笛首17.11寸)音孔所吹出的音高,同9寸 黃鐘管所吹出的音高,是完全相同的。

既然管都需要「校正」,律管當然也需要「校正」,那這「泰始笛」管上除笛體中聲而外的六個音孔的「校正量」(宮/角之差),不就是「律管」同「笛管」之間的「管口校正量」之差

    根據筆者的研究,律管的「管口校正量」,是是所有管樂器中最小、最穩定的。

作為標準管(兩端無管徑差)的「律管」,用以定音那是最穩妥不過的了:在小氣候不變的情況下,音高穩定、清晰,音量也比較大。

但是古代闡述「笛律」(?)的文獻,如今仍然被人們認作是謎:例如《管子·地員》中的“五音”,多數人斷定那是「弦律」;西晉孟康注《漢書》所說的“異徑管律”,只有明代科學家朱載堉才給它,了“幾近於是”的正確結論。

(《管子·地員》中的“五音”,其數值不但不精確!且不全!

“幾近於是”那能是什麼正確結論?

實則《管子·地員》中的“五音”,是古琴正調定絃法的五絃階名,其運算數值則是古琴五絃的用絲數。

不是什麼「生律法」!更非什麼「管律」!)

    再細校「泰始笛」的製作,各個音孔都比相應之律減去“宮/角二律之差”,而唯獨“笛體中聲”為四倍角或八倍角,你能說笛體中聲毋須校正,或者與律管的「校正量」相等同?看來都不恰當。

由此可見,把荀勖「笛律」(?)的宮/角之差,說成「泰始笛」的「管口校正」或「管口校正量」,都是欠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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