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撞擊--邵恩與鍾耀光攜手撞擊現代東方音樂的新方向

張貼者:臺北市立國樂團 張貼於:2007/5/7 下午 02:46:00



一位是臺灣最具知名度的作曲家之一,一位則是在西方樂壇已有一席之地的國際級指揮,兩人原本極可能在西方的交響樂團相逢,用西方的古典音樂語言對話,然而兩人卻在東方民族音樂當中,尋得了新的音樂方向。臺北市立國樂團團長鍾耀光唸的是西方理論作曲,在東方樂器的獨特音色裡,他找到了通往世界樂壇的識別證;台北市立國樂團音樂總監邵恩則是在駕馭西方交響美學之後,回到了他從小生長熟悉的民族音樂,兩人將一起攜手,熱情自信地為現代東方音樂找到一個新方向。
鍾耀光是目前臺灣知名的作曲家之一,作品具有濃厚的中國哲學思想與豐富情感,作品涵蓋前衛大型交響樂, 管樂團合奏,國樂,傳統戲曲,音樂劇到新世代 (New Age) 風格的小品。2000年3月,大型國樂團作品《永恆之城》在香港奪得香港中樂團21世紀國際作曲比賽原創組冠軍。其1986年得獎作品《兵車行》至今己成打擊樂的經典曲目。鍾耀光說,如果不是國樂團的團長,他不會那麼想接,因為國樂團帶著自己傳統音樂文化的根,只要加以修剪整理,可以理直氣壯的長成,面向西方。
有趣的是,邵恩也說,中國的傳統音樂就是人類的財富,儘管現在不那麼時髦,但也不應該拋棄,否則遲早會後悔,「任何時髦的東西,都是短暫的。」兩人對於國樂團的理想,看來並無二法,也正因為這樣,台北市立國樂團有了嶄新的茁壯的契機。
的確,從「西化」到「全球化」,從「全球化」到「在地化」到「全球在地化」,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對比,在新的思潮之下,立場已經不是「進步與落後」甚至「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二元論,兩者彼此接納,彼此理解,也更彼此尊重。
各種文明的加速接觸,相同的部份逐漸因為認同而擴大,不同的地方也得以被尊重被保留,同質化與異質化同時並進,「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因而產生,用來解釋現在的文化現象,從台北市立國樂團音樂與行政主其事者的輪替蛻變,更可以看見這樣的脈絡。
邵恩出生中國天津,從小就學習音樂,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後,擔任了五年中國廣播交響樂團的常任指揮,在那堨L度過了近5年的時光,留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才氣。他能夠辨別所有稀奇古怪的音高,誰錯音一下子就會被他發現。
1988年,邵恩獲羅次功爵基金會獎金,到英國北方皇家音樂學院作訪問學者,隔年在第六屆匈牙利電視國際指揮大賽中獲首獎,1990年擔任英國廣播公司愛樂樂團的副指揮,到目前客席包括了倫敦交響樂團、皇家愛樂樂團等,逐漸成熟。近年指揮觸角遍佈全球。
邵恩與中國關係密切,中國愛樂樂團成立之初,即邀邵恩指揮演出重要的《五一音樂會》。此後邵恩便經常應邀在中國定期演出。2002年開始,邵恩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樂團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2006到2007樂季他也成為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藝術總監間首席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是他唯一擔任音樂總監的國樂團。
邵恩說,要作一個指揮,首先得尊重人,學會跟團員一起合作,然後熟悉獨奏家,大家一起達成音樂。邵恩說,文革期間,因為家庭出身,母親被貼了大字報檢討,一家四口到冬天,只剩下一條被子禦寒,但是在這樣困頓的環境當中,邵恩卻看見了他父母親彼此之間的感情,「愛」就在小小的邵恩心中,長成一棵茁壯大樹,支撐著他完成對音樂的堅持與夢想。
過了五十歲的這一代中國人,屬於文革的一代,邵恩說他小時候學鋼琴、小提琴,但是當時江青認為,西樂是資產階級的文化,於是全面禁止,「我父親所有的黑膠唱片都被紅衛兵砸了。」邵恩後來下鄉,接觸到了像二胡、革胡等中國樂器,從京劇中,開始對鑼鼓樂產生了好奇,。
邵恩的興趣廣泛,不但喜愛書法,也喜歡美食、爵士樂,還有跨界的建築與室內設計,邵恩說,透過喜歡各種形式的文化,去理解西方的音樂美學思維,這是很重要的。
邵恩表示,不管是西樂或是中樂,對一個好的作品來說,如何詮釋才是第一要務。邵恩說就像指揮《梁祝》,當然要先知道這個中國膾炙人口的愛情故事一樣。對於國樂團的交響化,邵恩認為交響化只是國樂團可以走的路之一,雖然國樂樂器有時候不如西樂來得精準,但國樂具有某種西樂無法達到的特色。而除了演出現代國樂新作之外,保留傳統曲目也是重要責任。
六月二日的音樂會上,可以說是兩人在音樂上的第一次「交手」,邵恩將指揮臺北市立國樂團與上海民族樂團加起來超過百人的大樂隊,一起演出鍾耀光首度改編成國樂版本的《節慶》;用國樂團演奏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則邀請旅法小提琴家杜沁澐擔任小提琴獨奏,最後則以邵恩近年重要創作《中國組曲》將音樂會帶進最高潮,《中國組曲》是邵恩以各地民謠為主題匯集而成的巨幅音詩。邵恩當年在音樂學院主修過作曲,主要是創作西方管弦樂和室內樂作品,還曾經寫過舞蹈以及電影配樂。不過,邵恩從1988年離開中國,在國外專注指揮工作之後,便沒有太多創作,《中國組曲》可說是他重返作曲家行列的重要作品,值得期待。